“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上兵伐谋”，“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些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它们均出自中国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学家孙武的经典兵学著作——《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精博深邃，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被尊奉为“百世兵家之师”。直到今天，《孙子兵法》的许多合理内核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泽，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活动中，早已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已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魅力。
一，关于《孙子兵法》的种种质疑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当然是李白怀才不遇、借酒浇愁心态下的愤激之辞，并不尽然。孙武身后并不寂寞，可是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遭到了不少人的怀疑和攻讦。所谓怀疑，就是对他本人的有无和其著作真伪的存疑否定；所谓攻讦，就是对他思想体系以儒学的观点进行衡估批判。对于后者，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加剖析，这里我们的工作旨在推倒加在他和他的著作上的种种不实之辞，涣释疑窦，明其真相。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对孙武其人其书的怀疑事出有因。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详细记载春秋史事的原始史籍《左传》、《国语》等书对孙武的生平事迹丝毫不曾涉及；第二，《孙膑兵法》在魏晋以后悄然亡佚，杳无踪影，两孙子因而随之被人们所混淆；第三，现存的《孙子兵法》一书中多少带有某些战国时代色彩。加上北宋以来疑古思潮的勃兴，孙武及其著作的真实与否便成为一桩疑案，而诉诸于学术殿堂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的确，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现在有关孙子生平问题上尚存在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疑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过于简略，仅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然后，就是一则“吴宫教战”的故事，迹近“小说家”言。最后来个概括性的评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不少问题都无法确切说明。其家世背景、入吴动因、最后下落，都是后世追叙甚至是有可能杜撰的，方凿圆枘，难以自圆其说。
例如孙子为田书(孙书)之孙，主要所依据的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正》等材料的记载，多有可疑，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但按《春秋左传》，田书若参与齐国伐莒，当在公元前523年，从其统兵缒城克莒的表现看，田书此时应当青壮之年，否则“缒城”这样的行动，恐怕难以胜任。而孙子见吴王阖闾，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506年，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兵法，当时的孙子也当在30岁之后，尽管古时早婚，但祖孙之间年龄之隔，按常理推算，实不太能契合。另外，先秦时期并无乐安之地名，乐安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代有“乐安县”，隶属于千乘郡，春秋时期既然无“乐安”，那么，所谓“食采于乐安”，又何从谈起。
又如，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孙子奔吴的缘由，是为了躲避齐国的内乱，“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这同样不合情理：田氏是齐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最后代替姜氏，成为齐国统治者，将姜氏之齐，变为田氏之齐，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作为田氏的支孽，孙子完全可以坐享田氏胜利的成果，而不必跋山涉水，为“避祸”南逃吴国。因此，所谓的“避祸”奔吴之说，似乎也从逻辑上讲不通。
再如，孙子最后的结局，历史上也是说法多样，或讲他“飘然高隐”，不知所终，如同范蠡似的，功成身退，逍遥快活去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尝云：“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或说他如同商鞅等人一样，被杀受戮，不得善终：《汉书·刑法志》：“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分歧甚大，让人无所适从。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毕竟连2000多年前司马迁也讲不清楚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没有更多新出土文献做佐证的情况下，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尽管细节上我们已无法追求绝对的历史真实，但是，历史毕竟还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我们在孙子其人其书的考察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来尽可能来接近并了解历史的本相。
众所周知，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自宋代以来，争论辩诘已延续了千余年之久。论争的焦点，是其书成于春秋抑或战国？其书的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抑或如宋代叶适所言，为某“山林处士”(《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不少学者不承认孙子拥有《孙子兵法》一书的著作权，也否定《孙子兵法》的主体内容形成于春秋后期。这些怀疑意见总括起来，大抵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论说历史上本无孙子其人，《孙子兵法》十三篇系战国时人所伪托。主张这一说法的人主要有南宋的叶适、陈振孙、清代的全祖望、姚际恒和现代学者钱穆、齐思和等。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指出：“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论定《孙子兵法》乃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云：“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全祖望继承叶适等人衣钵，进一步发挥道：“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鲒埼亭集》卷二一十九)。姚际恒在其《古今伪书考》中亦唱同样的调子，说：“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书自为耶?抑后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到了现代，依旧有相当数量的学者步叶适之流的后尘。向孙武及其著述发出诘难怀疑之声。如钱穆说：“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又如齐思和云：“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载《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版)。
他们的怀疑依据主要是两点：《左传》等史籍未载孙武的事迹，“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是战国时代社会状况和战争特色，时代特征明显晚于春秋。由于这一派既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又怀疑孙武其人，态度最为坚决，故可以称作为彻底怀疑论者。
第二，历史上虽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一书则断非其人所著。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北宋的梅尧臣，清代的姚鼐，现代的梁启超、黄云眉等人。梅尧臣曾作《孙子注》，认为此书非孙武自著，而是“战国相倾之说也”(见欧阳修《居士集·孙子注后序》。姚鼐的意见也相同，认为“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自所著”(《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孙子》)。梁启超同意梅、姚等人的意见，指出“此书未必孙武所著。当是战国人依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又说“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中国历史研究法》)。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证》中也认为“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这派学者怀疑、否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一条即孙武是春秋时人，而《孙子兵法》“所言皆战国事耳”、书中所言战事规模及战术，虑皆非春秋时所能有也”，因此书的作者不可能是孙武本人。由此可见，这一派在孙武其人其书问题上，实际上是采取了“存其人而疑其书”的态度。
第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实为一书，其真正的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孙膑，即使退一万步讲，其书也是导源于孙武，而完成于孙膑。持这一观点的有钱穆、陈启天等现代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人，可见，关于孙武其人其书其伪性这场笔墨官司，已越出国界而打到海外去了。钱穆在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道：《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斋藤拙堂在《孙武辨》中称“今之《孙子》一书，是孙膑所著。孙武与孙膑，毕竟同是一人，武其名，而膑是其绰号”。而武内义雄在《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虽然承认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各有著述。但却认为今本《孙子》十三篇从其内容，“非孙武所著之书”，而“出于孙膑所作”。至于陈启天的观点，则是折中性的，他指出：“古人为学，均有传授。孙膑既为孙武之后世之孙，则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成十三篇，而署武之名以行世”(《孙子兵法校释》，中华书局1947年版)。尽管如此，在陈启天的眼里，《孙子兵法》的真正作者仍当为孙膑。
这一派的观点之所以提出，当缘于历史上《孙膑兵法》久已亡佚，而今本《孙子兵法》而又多呈战国时代特征，故很自然地将孙武与孙膑混为一谈，将两部不同时代的兵书视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派的意见可以命名为“张冠李戴”，李代桃僵。
除上述三种主要怀疑论调外，还有一些影响稍逊的否定观点。如清代牟庭关于孙武就是伍子胥，二者实为一人的说法。由于其说过于离谱，因此很少有人信从。
总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孙武的事迹不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孙子》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运动作战方式、注重诡诈权变的特点以及专有名词（如主、将军等）的称谓、文体的风格均带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因此，《孙子》十三篇不可能成于春秋末年，而只能是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当然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对种种怀疑孙武其人其书的论调颇不以为然，并撰文予以辩疑解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有元末明初人宋濂，明人胡应麟，清人纪昀、孙星衍、章学诚，今人余嘉锡等。如宋濂《诸子辩》申辩道：“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认为不能以《左传》等史籍不载孙武事迹而否定其人。又如孙星衍在《孙子略解·叙》中也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孙武)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从著作体例的角度，论定孙武为《孙子兵法》的作者。
二、《孙子兵法》出于孙子，成于春秋末年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关于孙武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在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之久，可谓是学术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聚讼。可是，种种怀疑、否定孙武其人其书的论点，虽然皆自申其理由，有的还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但究其实质，多属猜测乃至臆断，既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合，也与地下考古的发现相悖，因此是不足据信的。我们的意见是，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无可怀疑，《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证据确凿。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0233号汉简上书“吴王问孙子曰……”；0108号汉简上书“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两种兵法同墓出土，而两则简文的内容又恰与《史记》等史籍关于孙武、孙膑的记载相吻合，这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孙子》的作者不是孙膑。肯定论者据此认为《孙子》成书年代与作者这一“千年聚讼”已“一朝得释”。然而否定论者却认为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并不能完全解决其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他们依旧坚持《孙子》一书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特征的基本观点(参见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载《文史》第7辑；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收人《竹简帛书论文集》等文)。
我们认为，《孙子》一书当基本成型于春秋末年，其作者当为孙武本人。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孙武撰著《孙子》见于《史记》的明确记载。《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段记载至少透露了两点信息：1．孙武曾著有兵法，并以此进见吴王阖庐并获重用。2.“十三篇”篇数与今传本《孙子》篇数相符。这是孙武著有《孙子》的最原始且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战国前期人，他这里提到的“孙”，自是指孙武而非孙膑，这表明历史上孙武确有其人。《汉书·刑法志》云：“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又《吕氏春秋·上德》云：“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这里两则史料均明确指出孙武实有其人，并著有兵法。高诱更肯定《孙子》凡五千言，与今传本字数相近。其他像《韩非子》、《尉缭子》、《黄帝内经》、《战国策》、《论衡》等典籍亦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情况表明，孙武善用兵，撰著兵书乃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普遍共识。
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见吴王》及青海《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均曾提到“十三篇”（“十三扁”），且《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之内容与传世本《孙子》内容基本相一致(参见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载《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便从现代考古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其人其书的可信程度。
第二，叶适、全祖望、陈振孙、钱穆、黄云眉诸人以《左传》不载孙武事迹，而断言孙武非《孙子》作者，或进而揣度孙武与孙膑为一人，或以为《孙子》成书于孙膑之手，凡是种种，多属猜测之辞。因为仅凭藉《左传》之记载有无而论定孙武与《孙子》的关系，其证据显然是贫乏的。这一点宋濂《诸子辨》中即有反驳(见前文)。至于混淆孙武、孙膑为一人，或言孙膑作《孙子》，这一误解已随银雀山汉简出土而澄清，毋需赘说。
第三，否定论者常就战争规模、作战方式、文体特征考论《孙子》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进而判定其书成于战国年间，孙武非其书作者。我们认为这一观点也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就整个作战方式演变看，春秋乃是一个过渡时期，其前中期与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一脉相承；而自晚期起，则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为军队人数剧增，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改变。仅就作战样式言，即是示形动敌、避实击虚、奇正相生等“诡诈”战法开始流行，过去那种“约日定地”、“鸣鼓而战”、堂堂之阵战法日趋没落。用班固的话，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孙子》与“古王者《司马法》”不同，集中反映这一历史潮流趋向实属正常。其次，在这一时代变革中，南方地区的吴、楚诸国乃得风气之先者。当时这些较少受旧“军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战争活动中更多地采用了埋伏、突袭、诱敌等“诡诈”战法，并经常奏效。孙武曾在吴国为将，深受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自然要体现南方军事文化（包括战法）的特点。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 (参见《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所附残简)，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所以，不能以战争规模扩大、野战机动性增强等现象来简单地和战国特征划上等号，更不宜由此而否定孙武的著作权。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孙子》书中也明显带有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基本特色。如其言“合军聚众”，就反映了商周以来战争动员的主要特点。其言“穷寇勿迫”，其实就是早期战争“不穷不能”、“战不逐奔”的翻版。而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念，则更体现了它与早期战争特征中广义一面的联系。众所周知，春秋前中期的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比较有限。换言之，当时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多以双方妥协或使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敌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手段。公元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退还；公元前612年，晋攻蔡，入蔡，为城下之盟而退师。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事例。对这类传统的追慕和借鉴，遂构成《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他如言兵种而未提及骑兵，言“仁”而未尝“仁义”并称以及“舍事而言理”的论述风格，均突出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种种情况表明，《孙子》全书打上了春秋晚期社会变迁、军事斗争艺术递嬗的深深烙印，它只能成书于春秋期间。
第五，有些被人们用来辩驳《孙子兵法》成于春秋晚期的史证，其实是一种治学不严谨状态下的“误读”。如，见到《孙子兵法》中有“焚舟破釜”的文字(仅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本，但皆不见于“汉简本”“武经本”“平津馆本”“樱田本”)，就联想到秦汉之际的巨鹿之战，联想到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于是率而断言《孙子兵法》晚出。殊不知，早在春秋前期的秦晋王官之役中，秦军早已玩过这一招术。是役，秦将孟明视统率秦师东渡黄河，为了昭示与晋军决一死战的坚定意志，孟明视采取了“济河焚舟”的做法，给晋军以极大的震慑，迫使其龟缩固守，不敢撄秦军的兵锋，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克晋邑王官，取得了春秋时期秦晋交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一洗崤之战秦师“只马匹轮不返”的耻辱。王官之战爆发于周襄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24年，早于孙子撰著兵书足足100多年，孙子在其兵书中引为史鉴，留下“焚舟破釜”等文字，自然是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孙子》书中有后人所增益的成分。如其“五行”观就有较明显的战国色彩。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主要是两类，一为“五行相生说”，一为“五行相胜说”。另外，还有一种“五行不常胜”说，乃墨家后学的观点。《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但并非确定不移，因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经说下》：“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炭多也。”就是“毋常胜”之说。学界多认为，墨家后学的观点所反映的是战国中后期的思想，今本《孙子兵法》云“五行无常胜”，意近墨家后孕“无常胜”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孙子兵法》一书有一定的后人增附现象。再如，《用间篇》最后一段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云云，也与《孙子兵法》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然而所有这一切，均不足以动摇孙武为《孙子兵法》作者，其书成书于春秋晚期这一基本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