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古典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军事领域，历代兵家特别重视对”道”的研究和运用。在这方面，《孙子兵法》、毛泽东军事思想均做了论述，分别代表了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军事家对道的认识的最高水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战争中“道”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探讨“道”的渊源，预测“道”的演变，对于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能力、驾驭信息社会条件下的战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道”之本

无论是孙武还是毛泽东，对“道”特别重视，视“道”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从《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来看，这种“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层面，即安国全军之道，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其根本在于人心向背。一是战争层面，即战道，体现的是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其核心在于主客观的高度统一。其他的道，基本上从属于政道和战道。

政道。论兵先论政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兵法》中最基本的“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是政道的最基本的、根本的要求，不仅仅是五事的首要内容，也是七计的第一个要素。这种“道”，不仅仅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宏观上决定战争胜负，而且贯穿于战争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在庙算阶段，要把“主孰有道”放在首位，强调“上下同欲者胜”。在将帅的修养方面，强调了“仁”，要求将帅“视士卒如婴儿”“视士卒如爱子”，在管理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明确“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最终达到“携手若使一人”的目的。善待俘虏，“车杂而乘之，卒善而用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同时，注重分化瓦解敌人，“亲而离之”。这些都是政道在治军作战中的延伸和表现。

孙武关于政道的观点，为历代兵家推崇。《司马法》把“仁本”放在篇首，强调“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尉缭子》有专门论述国家治理的篇章（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六韬》《吴子》等兵法无不把争取民心、富国强兵、教化守戒放在第一位。吴起与魏武侯的对话颇具代表性：“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政道对战道的决定作用，既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基本内容，也是将帅战前决策的首要内容。

毛泽东把政道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孙武不同，毛泽东是国家的缔造者，不但在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纲领（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而且在实践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毛泽东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作为政治目标，注重人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兵民是胜利之本；始终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两件事：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对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传统的政道在新时期的升华。毛泽东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把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延伸到军队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军队政治工作，明确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三大民主。在瓦解敌军方面，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大批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而且把触角延伸到国际上，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作战、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正是依靠这支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我们才取得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战道。道的另一个层面则是战道，体现在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方面。在《孙子兵法》中，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一体的，至少在概念上没有明确的区分，但在内容上已经分别论述。“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指的就是战争的规律；“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指的是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明确区分开，明确要求战争指导规律与战争规律相一致，做到战争指导方面主客观的统一，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政道、战道关系。孙武与毛泽东在对待政道、战道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本质差别。《孙子兵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均产生于社会大变革、历史大进步期间，《孙子兵法》产生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且面临着国际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更多，内容更加丰富。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双方都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想。孙武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考察战争，留下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战绩。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及其军事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上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建立了现代化的人民军队。无论是从阶级属性上看，还是从时代特点上看，显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具有先进性。

政道与战道密不可分。政道居于支配地位，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战道从属于政道，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相对来说，毛泽东在对政道与战道的关系方面更胜一筹。毛泽东既是国家的缔造者，也是军队的缔造者，客观上要求毛泽东必须在政道和战道方面高度融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要求政道和战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高度统一。在理论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坚决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军队不仅仅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从制度上把政道与战道结合在一起，把党的宗旨与军队的宗旨高度统一起来，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正确的政策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力量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把政治谈判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打谈结合，体现了把握战争的高超艺术。

二、“道”之广

真理是相对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认识真理越来越深入广阔。从农业时代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人们对“道”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阔。

一是“道”的内容不断拓展。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们的活动空间有限，极少出现与中华民族以外的势力进行战争的情况，各冲突的国家、诸侯在“道”的形式和内容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在工业社会，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道”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政道与战道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政道、战道与国家的经济基础、制度文化等关系日益密切。在这方面，《孙子兵法》显然只能提供基本的方法论，而毛泽东则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内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妥善处理复杂的阶级矛盾；对外则积极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积极争取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在信息时代，全球一体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交往频繁，“道”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保持国内的安定团结、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民主权利，尊重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遵循并充分利用世界规则、国际法律、惯例，这是政道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的基本内容。而关注全球军事变革、把握全球军事发展规律、掌握全球军事对抗的特点和规律，则是战道所要关心的主要内容。当前，国际上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接连出现，这对修道保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人的发展要求更高。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战争中，人的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作战体系的变革和战争的胜负，都以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进一步解放为前提。因此，要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道”的首要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网络化以来，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接触，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民主的期待更多。因此，必须始终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培养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人才。发扬民主，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的成果，增加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文化建设，把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建立新时代的文化体系，增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三是理念进一步更新。“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恩格斯《反杜林论》）在信息时代，作为战争最基本因素的人和武器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武器的外延不断扩大，人和武器的结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信息社会，武器具备智能化（有限能动性），人和武器以计算机为纽带，以信息为媒介，以系统的方式发挥作用，人处于幕后，人的作用更多地通过武器表现出来。在这个系统中，人和武器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即人和武器统一于相同或相近的物质基础，人的素质与武器的整体水平相匹配，即只有在生产力相同的基础上，人与武器才能相匹配，形成战斗力。人的素质跟不上，即便是购买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无法形成战斗力。

四是挑战增加风险增大。当前，我们在政道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在所有的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些党员干部在感情上轻视群众，侵害群众利益，与民争利，引发群体性、政治性事件，降低党的凝聚力、号召力；丢失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人民群众的申诉无处表达、无法解决，反倒是敌对努力走村入户拉拢欺骗群众，干涉基层选举，资助贫困学生，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组织基础；忘记了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线，出台政策前不调查、不问政，引发政治对抗，运用对抗方式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引起社会撕裂，损害党的威信。所有这些，都将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态度和感情，影响未来战争的走向。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失败，我军之所以能够开展高树勋运动，关键在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群众性。人心安全是最大的安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只有解决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才能保证纯洁性、先进性、群众性，人民军队才能永葆本色，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三、“道”之巧

战不过奇正，术不过分合，形不过虚实。战之道，无论是分合、虚实、主客，都离不开“奇正”。“奇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范畴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掌握了“奇正”，等于掌握了战道的要旨，达到战争指导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东方兵学与西方兵学在战争指导上的最大区别。“奇”，相对于“正”而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所谓“奇”，是战争指导有基于对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在战争指导上自由状态的表现。

“奇”的本质是矛盾运动。在这方面，孙武和毛泽东各有论述，但所用的方法则不相同。在《孙子兵法》中，“奇”是阴阳理论的表现，更多地体现为阴阳转化，“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并强调“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李卫公问对》中所列举的“奇”，基本上囊括了农业社会战争中“奇”的表现形态。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相对稳定、战争规模和范围有限，当时的物质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奇”在更大范围的变化发展，因而“奇正”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难有大的突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奇”体现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紧密结合，毛泽东考察战争的着眼点是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典型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方法。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所提出的解决敌人的三种方法，则完全是矛盾转化的典范，所以，就整体上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实际上是系统的、全面的“奇”，不仅是对传统“奇”的发扬、创新，更是体现了中国兵学在新时期的特色。

“奇”的前提是掌握主动权。没有主动权，谈不上出奇制胜。在这方面，《孙子兵法》与毛泽东军事思想高度契合。《孙子兵法》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掌握斗争主动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所表达的意思高度一致。

“奇”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就是践墨随敌、悬权而动，“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判断“奇”的标准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看起来不合常理，但仍然符合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个性色彩，集中体现了当时的物质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通过个体的指挥员表现出来，代表了那个时代战争指导者的认识水平。当前，“奇”的表现分为三种：一种是利用雄厚的物质基础出奇制胜，亦可称之为技术上出奇制胜。这种出奇制胜往往发生在重大的技术变革或突破时期，实际上也孕育着新战术，一旦技术稳定，这种出奇制胜就会成为常规战法。一种是战争指导上出奇制胜，主要体现在作战方法和手段上。武器装备的进步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丰富战法上的出奇制胜。三是综合出奇，一般发生在重大的军事变革时期，是军事革命的表现，对战争指导的各个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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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家凯，苏州市吴中区孙子兵法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