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面对齐景公要求赦免庄贾的命令，司马穰苴指出：“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坚决斩杀了庄贾。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孙武也以同样的说辞，拒绝了吴王阖闾的说情，斩杀了吴王阖闾的两个宠妃。两者的区别仅仅是在“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一句话的前面，孙武又加上了一个限定语“既已受命为将”。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本文在此做以下论述，希冀抛砖引玉。
一、孙子兵法继承了司马穰苴“慎战”“重战”的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做到“慎战”“重战”
《司马法•仁本第一》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表现了司马穰苴既反对战争又不忘备战的进步态度。要求人们时刻保持正确的战争观，谨慎对待战争，即“慎战”。既不能因为国家强大而穷兵黩武，又不能因为天下安定而松懈、忘掉战备。要求人们时刻注意保持战备，做到“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司马穰苴不仅强调慎战，要求做好平时的战备，还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从多方面进行谋划，创造取胜的条件。《司马法•定爵第三》指出“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即要求在战前一定要把握有利的天时和时机，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使部队有高涨的士气，选择有利的地形，有精良的兵器和对各种兵器的搭配使用。《司马法•定爵第三》还指出：“将心，心也，众心，心也。马、牛、车、兵、佚饱，力也。教惟豫，战惟节。”要求战争指挥者在战前一定要使将帅的意志和士卒的意志达到统一，把马、牛喂饱，让士兵休息好，把车辆、兵器妥善保养，才能使军队有很强的战斗力。
《孙子兵法》不仅继承了司马穰苴慎战、重战的思想，还进一步提出如何做好慎战，并将其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要求在战前对是否发动战争、参加战争，一定要认真考察、研究和论证，且不可以自己的喜怒、好恶而轻开战端。即使不幸卷入战争或不得不发动战争，也要尽可能快速结束战争。对此，《孙子兵法•作战篇》进一步指出，“兵贵胜，不贵久”“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同时，在这句话中，孙子明确提出“兵者”乃是“国之大事”，表明孙子明确将战争决策提高到了国家政治层面，要求从国家战略决策、谋划层面，慎重对待战争问题，做到“慎战”。对于如何做好“慎战”，孙武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指出要做好战前的“庙算”，其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即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战前的“庙算”，也就是孙武认为慎战首先表现为做好战前的“庙算”。孙子不但将“慎战”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还将“慎战”思想贯彻到具体的战略、战术中。他并不崇尚武力，而且反对穷兵黩武。《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怎样才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子在《谋攻篇》中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即孙子认为最高的战争境界是通过运用谋略挫败敌人，其次是运用外交手段挫败敌人，而不是用真刀真枪的武力对抗。他要求制定作战方针、计划，要以尽量减少牺牲为出发点，尽量做到非战、非攻。
二、孙子兵法继承了司马穰苴“以战止战”“兴甲兵以讨不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思想
司马穰苴虽然主张“仁义”，反对穷兵黩武，但认为如果通过“仁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要使用“权变”的措施，而战争就是一种权变的措施。《司马法•仁本第一》明确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认为通过正常措施达不到目的时就可采取战争等非常手段去实现，可以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司马法•仁本第一》云：“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认为贤明的君主可以用军队使用武力去征讨不合乎、违背正义的行为。司马穰苴要求在战争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人民财产等方面的破坏，最大限度地消减对方军民的敌对情绪，使之心悦诚服。如《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孙子继承了司马穰苴“以战止战”“兴甲兵以讨不义”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的全胜思想。《孙子兵法•谋攻篇》明确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求不通过武力对抗、不损一兵一卒而使敌国、敌军整体降服，这是孙子对战争的最高理想境界，其中心思想在于减少兵力的损耗，保全战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得全胜为目标。就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主张通过“伐谋”“伐交”的非暴力手段去解决政治争端，避免战争，力促和平。同时，孙子认为为了解决政治争端，在不得已时也可以使用战争手段，但要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因此，孙子一方面反对穷兵黩武，要求慎战。另一方面，又强调积极备战，时刻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使我方首先立于不败之地，对敌方形成威慑，能够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做到“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
三、孙子兵法继承了司马穰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的治军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
司马穰苴军事思想强调对士卒的教育、训练，《司马法》指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人教厚”，主张在平时加强对士卒的教育、训练。孙子继承了《司马法》的这一观点，提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他认为平时以严格军令法规来教导士卒，到了战时士卒才能发挥出其战斗力。对于如何对士卒进行教育训练，即教育训练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司马法》讲得非常简单。如《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持守礼制，军队就能巩固，以仁爱为宗旨，就能战胜敌人。司马穰苴军事思想强调对士卒的教育仍然坚持古代军礼“礼”和“仁”的思想，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化。《孙子兵法》的治军思想不但重视对士卒的思想教化，而且进一步提出有“军纪军法”来约束士卒。《孙子兵法》指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主张治军要文武兼施、刚柔并济，既用道理说服部队、教育士卒，使之自觉地执行命令，同时还要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强制执行，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孙子不仅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他还在实践上创造了一个“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成功案例，即“吴宫教战”。在“吴宫教战”中，面对180名宫女组成的军队，孙子首先“令之以文”，多次向她们宣布、解释动作要领和军法军纪，但孙武的军令仍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于是，孙武毫不犹豫地斩杀了担任队长的吴王阖闾的两个宠妃，使用了“齐之以武”，从而使得在之后的训练中，“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然后，孙武向吴王阖闾进言，以此训练出来的士兵，才可以实现“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史记》）。可见，如果不使用严格的军纪军法约束，一味采用“礼”和“仁”，有时会把士卒养成“骄兵”，出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娇子，不可用也”的局面。到战时，则会陷入“骄兵必败”的境地，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因此，孙子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在司马穰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将我国的古代治军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孙子在强调、应用“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这一治军思想的同时，还在《孙子兵法》中告诫后世将领：“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他要求后世将领一定要先使用“文”的方法，使士卒亲附，然后才可以用严格的法纪进行管理。
四、孙子兵法继承了司马穰苴“权出于战”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思想
《司马法•仁本第一》指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认为古代以仁爱作为施政根本，以正义作为治理人民的方法，这是正规的举措。如果正规的举措不能如愿实现，就要采取权变的措施。这种权变只来自于战争的需要，不是来自于忠信和仁爱。即主张战争可以权变，可以机变行事。司马穰苴虽然指出战争可以权变，但却没有明确讲出在战争中如何权变。并且，《司马法》还仍然保存了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泓之战后所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在作战原则上，《司马法》仍然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随着战争形式的发展，《司马法》的这些要求，限制了军队在战场上的灵活机变，使用兵手段受到束缚。
孙子吸收了司马穰苴的权变思想，针对战争形式由争霸战争逐渐转变为兼并战争的这一重大变化，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军事思想。他认为，用兵是一种诡诈行为，可以使用欺骗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便战胜敌人。从而突破了西周时期固有的“军礼”的束缚，确立了“兵以诈立”的诡道原则，深刻反映了军事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对于如何实施“诡道”这一原则，《孙子兵法》将其具体表述为十二种方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通过“诡道十二法”等措施，以欺骗和佯动，隐真示假，迷惑敌人，隐蔽企图，以实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取得最大的战争效果。因此，诡道的精髓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否则，就不是诡道，也就失去了权变在战争中的价值和意义。
五、孙子兵法继承了司马穰苴“以气胜”的治气思想，并将其发展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气”的本意是“云气”，泛指一切气体。在传统文化中，“气”又指人的元气，即人的精神状态。在冷兵器时代，士气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精神因素，是集体意志的表现，在战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队士气的高低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司马穰苴非常重视士气在战争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求努力鼓舞军队的士气。《司马法•严位第四》指出“凡战，以力久，以气胜”“本心固，新气胜”，认为作战靠实力就能持久，靠勇气就能取胜。靠士卒乐于求战的心理就能固守，靠刚刚鼓起的勇气就能取胜。但对于士气在何时最旺盛，何时最衰竭，如何鼓舞我方士气，如何挫伤敌方士气，司马穰苴却没有做进一步的阐述。
孙子继承了司马穰苴的“治气”思想，他在《军争篇》中明确提出“三军可夺气”，就是要求想方设法挫伤敌人的士气，使其衰竭，从而军心瓦解，丧失战斗力。孙子的“治气”思想，不仅要求重视鼓舞我方士气，更求努力挫伤敌人的士气。为此，孙子进一步指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要求善于掌握军队士气变化的规律，准确捕捉战机。作战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待敌人士气衰竭时再去进攻，善于以拖待变，造成敌人疲劳沮丧，以削弱其军事实力。从而用自己士气高昂、精神饱满的状态去打击处于虚弱疲惫状态之中的敌人，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作者：荣敦宁，山东孙子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供职于广饶孙子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