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兵儒互补”（或曰“兵儒合流”）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在战国中期以前，兵学与儒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观念上的并立与对峙。至战国中晚期，伴随着时代统一的步伐及学术综合化的发展，兵儒之间开始出现渗透互补的趋向。其中，《荀子议兵篇》《六韬》《吴子兵法》是典型的代表。

秦汉以降，思想文化界延续了自战国末期以来形成的学术综合化趋向，出现了许多综合性典籍或兵学著作。像《吕氏春秋》《三略》《淮南子•兵略训》及《潜夫论》等著作，都是在继承先秦诸子典籍的基础上，融汇各家观点，建立适应封建大一统帝国需要的兵学思想体系。这些著作可以说为两汉时期的兵儒合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兵家思想也因现实战争的需要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从而使得政治与军事有机结合的兵儒合流发展模式得以确立。 

按笔者的理解，在兵儒互补的思想体系之中，儒家思想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其政治理想和道德信念，为稳定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奠定思想根基，同时也对兵家的军事活动进行规范与引导。而兵家思想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权变谋略，指导战争活动的进行，以获取战争行为的最佳效益。所以，兵学必须由儒学来统领，儒学必须以兵学为辅助，二者如影随形，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政治与军事活动的辩证统一。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韩非子》中记载的一段话来充分体会兵儒互补的实际价值和作用：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在今天，“兵儒互补”的基本内涵及价值作用因历史条件的差异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其蕴含的思想理念及思维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在当代社会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儒家思想和兵家思想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弊端，“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 为此，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兵儒互补”的方式，以更好地实现二者在民族复兴中的社会功能。

尤其对于孙子学界而言，“兵儒互补”可以更好地弥补兵家思想在非军事领域应用的缺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孙子权谋诡诈思想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应用价值。

众所周知，孙子为代表的兵学文化，其核心与精髓在于战争谋略与智慧。《孙子》作为兵学圣典，其创新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兵者诡道”理论，从而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传统兵学的理论体系。当然，孙子这一创新性的贡献主要是针对战争和军事这一人类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言的。

而对于孙子“兵者诡道”思想在其它社会领域的应用而言，自古以来就有激烈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孙子“兵者诡道”思想是诈术和欺骗，任其流传于社会，必将损害社会的仁爱与道德。如高似孙说：“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覆，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 ；苏轼也对孙子的“诡道”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此说得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子“兵者诡道”思想是必要的谋略手段，并非专指世俗奸诈之术而不可用。如郑有贤说：“古之人立大事，就大业，未尝不守正，正不获意，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夫事业至于用权，则何所不为哉？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 黄震则指出，“所异于先王之训者，惟‘诡道’一语。然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且古人诡即言诡，皆其真情，非后世实诈而反谬言诚者比也。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 

在现代社会，尽管大多数学者对孙子思想的社会应用持赞同态度，但亦有不少学者表示了反对意见。如廖祖义对兵法应用于商战提出批评说：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与‘诡道’水火不容。不难想像，《孙子兵法》中的那套‘诡道’一旦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市场竞争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势必会被‘诡道’的阴霾所笼罩，以诚实守信和公开、公平、公正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也势必会蜕变成到处都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诡道经济。” 

孙果达则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对兵法应用之弊进行了阐释分析：

“兵法中运用得最基本、最普遍、最频繁的也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诡’与‘诈’。前者是变化多端深藏不露，目的是掩护自己争取出其不意。后者是欺骗引诱制造错觉，目的是误导对方争取事半功倍。如果社会漠视‘无信不立’的规律，习惯以‘诡’与‘诈’作为常用手段来争取或维护自身利益，这个社会将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民族现代化素质又如何能够提高。可以断言，当今社会诚信的缺失，与我们长久以来崇尚兵法是不无关系的。试想，一个崇尚和擅长兵法的社会能够重视与建设社会的诚信吗?” 

在笔者看来，《孙子》不仅是言兵之书，也是哲学著作，其蕴含的深刻哲理、人文精神及某些战略思想，完全可以应用于非军事领域。然而，在孙子的思想体系中，其精华与糟粕是并存的，许多内容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研究和推广孙子思想在非军事领域的应用，务必有谨慎持重之心，要时刻警惕其权谋诈术余毒流布于社会，危害中国的道德诚信建设及法制建设。要知道，中国数千年的权谋文化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而广大民众在未能全面把握孙子思想内容的情况下，又很难辨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

如何既坚持孙子思想的宣传和应用，又切实避免孙子诡诈思想流传社会的诸多弊端，当代学者和有志之士做出了很多努力。而在笔者看来，通过对兵儒融合的研究和应用，实现兵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应用中的互补与共融，未尝不是一种良好的途径与方法。

为此，我们首先要充分把握儒家思想与兵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最大优势和相应的价值作用。

二、充分认识和发挥儒家道统思想的作用和价值

千百年来，儒家道统思想是华夏道统的主体内容，其以仁爱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伦理信仰在稳定国家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撑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历代王朝政权的兴衰存亡莫不与此息息相关。

从历史上看，曾经一统天下、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之所以短命而亡，就是因为它独尚法制，刻薄寡恩，背离了中国传统社会恤民仁本、崇德重礼的文明习惯，丢掉了华夏民族注重亲情伦理的道德理想信念，进而破坏了能够使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思想根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政权动摇了传统，也就动摇了根本，这是一个最容易被思想短视的统治者所忽略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大秦帝国的统治，从它动摇华夏传统根基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必然败亡的命运。

两汉时期，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只是在礼仪制度层面实现了儒家的政治愿望，而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儒家思想并没有取得独尊地位。换言之，“独尊儒术”绝对不是对儒家传统政治精神的改造和重建。至于西汉后期及东汉王朝，汉代儒学更是因为过于依附现实政治的局限及过度神学化、谶纬化的倾向，既终结了自身的高贵与灵性，也丧失了以其思想和良知支撑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优势。事实上，西汉与东汉王朝之所以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就相继败亡，原因就在于未能真正恢复和重建儒家学说基础上的华夏道统和政治理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及佛教、道教的盛行，更加破坏了儒家道统学说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玄学崇尚清谈，佛教和道教宣扬神学迷信和消极避世思想，它们虽然适应了战乱环境下统治集团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但却难以取代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信仰对稳定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支撑作用，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乱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唐两代，在“儒、释、道”三家并尊的历史条件下，儒学能否因应时代需求继续弘扬华夏道统及社会政治理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韩愈高举起反佛大旗，正式提出儒家道统说，并借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的问题，而这个“道”实际上是对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人本”“民本”等人文精神观念的深刻揭示。韩愈道统论的提出，目的在于振兴儒学, 恢复和重建儒学在思想领域的历史地位，以规范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但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及之后的由盛转衰证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实际的客观效果。

明清两代，理学的兴盛，使儒家道统思想地位远超前朝，这对维系当时天下一统的大好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内部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明清理学的兴盛，关键在于思想大师们将儒家的政治伦理原则提升到了哲学本体的地位，使其占领了时代道德精神与政治理想的制高点，进而将天下苍生引入了道德崇拜和真诚信仰的精神殿堂。即使在晚晴之际，在西方势力入侵、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也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依托儒家理想信念，集结士人，独撑危局，这更彰显了理学的教化之功，充分体现了儒家道统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从历史的经验看，儒家道统思想在稳定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今天，儒家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和政治局限，如过于理想化，强调等级制等，但其所蕴含的政治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信念及人文关怀精神却是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它仍然可以在政治和道德层面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与借鉴。

第一，传统实际是一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的政治根基与思想根基。

时至近代，儒家道统思想的深远历史价值仍然为后人认同和提倡。孙中山先生就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 

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也谈到，

“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动摇了华夏道统也就动摇了国家存续的根本，丢掉了华夏道统也就丢掉了民族昌盛的根基。当前，中国社会一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各种深层问题，而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能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现实问题，主动自觉地回归和弘扬儒家道统，进而吸取、融汇传统文化之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其中，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执政者和领导者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精英群体在传道方面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孔子对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不仅赋予了当时的士阶层以崇高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也使他们找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余英时先生曾经写道：

“‘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然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代社会，一些精英人士的自私自利观念已经达于极致。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钱利群教授谈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先生谈到了自己上课时遇到的一个学生，一开始这名学生总是坐在第一排十分认真地听课，而且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或点头，或微笑，即使在课下，他也能对钱先生的课做出客观而实际的点评和赞誉，直到取得钱先生的完全信任。这之后，他提出了“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的请求，钱先生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再也不出现了，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名学生无疑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种人的眼中，个人的私欲和私利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他对国家和社会绝对不会有超越自我的政治理想和和远大抱负，也绝对不能承担起传承华夏道统的崇高使命和责任义务。

第三，道德伦理是政治信仰的基石。在社会信仰层面上，中国当代社会确实面临信仰缺失的问题，一方面怪力乱神泛起，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产生质疑，另一方面利益至上、娱乐至上，人文精神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一位明星宣布结婚的消息，可以使号称支撑8亿人访问的微博陷于瘫痪。然而，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内，官方发布的袁隆平种植海水稻、开耕盐碱地的重大消息，却少有人关注。这真可谓是“明星家事天下知，英雄伟业无人问”。要知道，缺乏道德精神和道德信仰支撑的社会秩序，其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败亡，也都是从道德、伦理信念的缺失和滑坡开始的。那么，如何重建国人的道德理想和信念？我们需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进而正确认知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和实效性。事实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

第四，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应该追求终极的政治理想目标。

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虽然党中央对复兴传统文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但部分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并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信仰观念在国家治理中的深远意义。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应该是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宏观的历史视野。我们党为什么要提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实际上就是要弘扬党的政治理想，夯实国家发展的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那么多伟大胜利，其实就是道路正确、制度正确。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就是凝聚亿万人民的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政治统治者而言，谋求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追求民族的繁荣昌盛，应是一个终极的政治理想目标，而不是追求一时一地的短期功利目标，这是每一位执政者和领导者所必须领悟和遵循的历史法则。

三、重视发掘与应用兵家现实理性及谋略智慧的价值和作用

就兵家而言，其在当代社会的最大价值和作用，是它兵学思想体系中的现实理性认知及相应的谋略智慧，这也正是它最能与儒家道统思想相匹配、相辅助的思想观念。

兵家现实理性的第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对待战争的慎重态度。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竞争活动，其胜败结局直接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故战争活动中最能够体现人类的理性精神和理性态度。李泽厚先生指出：“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知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 

孙子作为兵家的杰出代表，其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也正是以现实理性为立足点，反对任何感情用事或依托于天命鬼神的战争决策行为: “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篇》）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对战争理性的这种高度概括和总结对先秦时期现实理性精神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要知道，当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战争领域的经验理论总结，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追随。反而言之，人类一般生活领域虽然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重视和关注，但远不如战争活动那样突出而深刻，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促进人类在这一问题上的反思和觉醒。

兵家现实理性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对现实功利的追求。比如，《孙子》一书中共讲到52个“利”字，以利为本是孙子战争观的核心。在先秦诸子中，孙子的战争观念，既不是儒家的“仁战”、“义战”，也不是道家、墨家的“非战”、“非攻”，更不是法家的“尚战”、“务战”，而是以利为本的“利战”，所谓“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一切以我方的利益算计为转移。对此，有学者指出：

“孙子研究战争的落脚点不在于胜负，而在于利害。利害是考虑战争行动的最基本的依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考虑利害得失。以利害关系为尺度，形成了一条用兵作战的基本要求：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便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

兵家现实理性的第三个突出表现是辩证思维基础上的知行合一思想。战争是对抗性活动，战争中的认知要求人们分析任何一种现象和事物时，都要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但又不可分离的矛盾共同体。惟如此，才能真正抓住问题的要害，准确把握它们的本质特征，进而指导或谋划主体的活动。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中出现大量对立统一范畴的根本原因。再者，孙子谋略思想的魅力之处，正在于通过辩证思维将这些对立统一的范畴活化为战争中的现实智慧：“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虚实篇》）。李泽厚先生对兵家的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做出过深刻的分析，即“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从而便于掌握住事物的本质。” 

在现实理性观念的基础上，孙子通过对战争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分析，深刻揭示了战争指导的基本规律，进而总结了许多战争的谋略思想和用兵原则。如：战略决策层面的庙算、全胜、速胜、称胜等战略思想；战争指导层面的避实击虚、出奇制胜、以迂为直、我专敌分、因情造势、因敌制变等兵学原则和战术思想；治军管理层面的令文齐武、以情带兵、用兵如一、深入则专等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与竞争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相通的，可以说，它是《孙子》所概括和总结出的人类宝贵的生存智慧与精神财富。

兵家的现实理性及谋略智慧在当代社会亦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比如在社会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的问题上，孙子既不同于儒家、墨家的极端理想主义，又区别于道家只讲利己之事功、不讲道德精神价值的消极无为主义，而是以敏锐的目光和冷静清醒的认知态度，将自己的理想诉求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这对我们探求强国之路、实现民族复兴是非常有益的启示。有学者曾指出：“两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庆贺之余，大家都在掐指计算着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当经济总量真的超过美国时，中国是否意味着就成了现代化的强国？对于这个问题，谁也无法正面回答。” ；更有学者强调：“没有文明转型，大国崛起不可续，民族复兴不可济。大国崛起的逻辑是融入、参与全球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总之，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自大则骄，狂妄则败，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方面需要理性的“知”，要客观真实地了解当今世界的现状及中国所处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需要谨慎的“行”，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托起伟大的“中国梦”。

四、结论

儒家道统思想的政治理想及道德理想信念，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当代社会政权的稳定及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他们提出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要和谐相处、互利互惠的原则，永远反映着人类中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具有跨越时空的淑世性。然而，受儒家和谐价值观、道德理想主义及等级观念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明显缺陷，如过于追求社会稳定，推崇中庸之道，难以适应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的社会竞争现实，而“知足常乐”“委曲求全”等思想则大大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与创新理念。

与儒家的忍辱负重和恭谦礼让相反，兵家公然宣布战争或竞争的合理性，主张通过“争”达到击败对手和成就自我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竞争制胜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它启示我们：人类竞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推动社会的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不可讳言的是，兵家思想所孕育出的战争或竞争观念又是异常残酷的，其对暴力与血腥的推崇也使人类在竞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何彻底改变和超越丛林世界的基本法则，单靠兵家理论和兵家智慧是难以实现的。    

有鉴于此，历史上的兵儒互补和兵儒融合文化现象在当代社会仍有深刻的借鉴价值。儒学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兵学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竞争制胜之道；儒家思想重在伦理，具有超越性品格；兵家思想重在功利，具有现实理性品格。而兵儒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国家治理上的文武之道、战略文化上的刚柔并济、竞争文化上的仁诈合一，这其中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启迪价值。

（作者：姚振文，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及孙子兵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