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传》军事思想的特点

《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史学巨著。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少说法都缺乏强有力的根据。从《左传》记事的下限、书法以及思想倾向来看，今天所见《左传》一书的写定，并非出于一世之时、一人之手，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众家之说中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是徐中舒先生的观点：《左传》是在春秋末期瞽史传颂的基础上，写定于战国前期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载《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至于其相对具体的时间断限，则当如杨伯峻先生所云：“《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

《左传》一书系统地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也追叙了春秋以前的若干历史片断。《左传》记事详尽全面、准确生动，其中对春秋时期军事制度、军队建设，尤其是对当时战争的大量精彩记述，在先秦典籍中更堪称佼佼者。因此古人曾有称它为“相斫书”之说（《三国志·魏书》卷十三裴注引鱼豢《魏略》）。从一定意义上讲，《左传》也是一部断代战争史、断代军事史。这一性质，决定了其书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军事思想。所以，童书业先生认为《左传》的作者“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左传作者推测”）。这是客观公允的看法。

但由于《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因此其所反映的军事思想，与一般兵书或诸子论兵之作中所揭示的军事理性认识相比，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左传》的军事思想，明显地带有社会军事思潮的属性，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军事问题上的共识，如果说兵书或诸子论兵之作主要体现了某个兵家或诸子的军事理性认识。那么，《左传》军事思想则更多地表述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在军事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普遍深度。它不是个体的，而是具有群体意义的。综观《左传》的军事思想，是通过其书对多次战争的叙述，对众多人物有关军事的言论的记载而得以反映的，是零星的分散的军事理性认识的综合和概括。在某种意义上，它真正体现着春秋时期军事思想的主流，反映出当时社会军事思潮的面貌。因为春秋时期的军事思想，虽说是由孙子、老子、孔子、伍子胥、范蠡等代表人物建立范畴，显示水准的，但同时更是依靠了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的努力，以及普通人士的认同，才得以完成并发生巨大影响的。它实际上体现着整个社会所普遍达到的认识水平，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春秋军事思想的大致水平。

第二，《左传》的军事思想具有分散零乱，局促于经验罗列，缺乏高度思辩抽象的明显特点。正因为《左传》军事思想系众人军事理性认识的混糅融合，因此，缺乏完整的体系、严谨的逻辑也就在所难免。它往往就事论事，片言只语，蔓芜分散，虽不时闪烁耀目的思想火花，但却终于难以燃烧为熊熊的大火。同时，《左传》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它虽记录了大量的战例和众人的论兵言辞，但受其史书编撰体例的限制，往往囿于具体战争经验的铺陈罗列，而未能把它总结为系统性的内容，并将其抽象上升为纯粹的理论。清代的李元春曾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左氏兵法》），即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一特色。这样就影响了《左传》军事思想走向高度的成熟完臻境界。

第三，《左传》的军事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体现了春秋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新旧观念斗争和递嬗的时代特色。由于《左传》军事思想所反映的是群体的意识，而群体中的个体又因为环境、地位、经历以及利益的不同而导致观念上的差异和对立，所以反映到《左传》中，就自然而然呈示出军事理性认识上的对立和冲突，使其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特征。同时这种特征更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新旧观念的递嬗而日益突出。这样就决定了《左传》军事思想具有两重性。

所谓《左传》军事思想的两重性，具体而言，就是它既有因袭传统的一面，又有重视现实的一面。如在战争观问题上，它既以禁暴还是行暴来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认为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威不轨而昭文德（《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下引《左传》只注鲁纪年）；又不一概否定兼并，指出“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封疆之削，何国蔑有”（昭公元年）。为新兴地主阶级国家从事争霸兼并战争寻找历史和理论的依据。又如，在对待战争指导问题上，既讲求传统的“天道”，认为战争胜负，国家兴亡，都可以从天道、鬼神的意志那里获得解释，找到征验；又高度重视“人事”，指出“有德不可敌”，强调战争能否取胜归根结蒂取决于人事的努力，包括注重民心向背，厉行富国强兵，进行实力建设等等。再如，在作战指导问题上，《左传》既讲求“礼”、“义”，认为“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文公十二年），主张“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国语·周语中》），指出“闻丧而还，礼也”（襄公十九年）；又重视“利”，追求功利的实现，认为“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即所谓“义以建利”（成公十六年）。主张在两军交锋之时，立足于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夺取作战的胜利。

其他在治军问题上，《左传》的军事思想也体现了两重性，即提倡“礼”与“刑”(法)的包容。《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所说的：“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

二、《左传》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地位

如前所述，《左传》一书的思想内容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因此，与之相适应，虽然《左传》的军事思想存在着不够系统的缺陷，具有迷恋于传统和尊重现实的两重性特色，但积极的现实性仍是其占据主导的方面。

通观《左传》全书，可见其主导军事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丰富的战争观理论

首先表现为对战争性质的朴素认识。《左传》提出区分战争“义”与“不义”的范畴，主张从事“义战”，实现一定的政治利益，“征伐以讨其不然”（庄公二十三年）；“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成公十五年）。与之相应，《左传》反对非正义性质的军事行动，指出“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成公元年）。认为光凭暴力、不讲仁义的不义行为，即使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必将走向失败，“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夫以强取，不义而克，必以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昭公元年）。《左传》还进而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提升到“曲”和“直”的范畴来加以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师直为壮，曲为老”的重要命题。

其次，《左传》在战争观理论上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去兵”，肯定战争的历史合理性。《左传》认为，战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当时社会上“去兵”论调进行了驳斥。如借子罕之口，指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襄公二十七年）这里，它肯定了战争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强调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反映出当时各国统治阶级都竭力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夺取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战争胜利的心理状态。

其三，注意正确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左传》吸收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无民，孰战”的基本观点。开始从众多胜败兴亡的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战争胜败与民众有密切的关系，并善于从是否得到民众支持这一点去考察探讨战争胜败的原因。如晋、楚城濮之战后，人们在分析楚国战败的原因时就指出：“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僖公二十八年）。而晋国之所以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尽管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其军事行动得到了民众的坚决支持，使“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僖公二十七年）。最后得出结论：“无众必败”。

（二）顺应时代潮流的作战指导思想

《左传》根据春秋时期作战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在有保留地奉行某些旧的作战指思想的同时，也鲜明地提出了不少新的作战指导原则。首先，它强调审时度势，“观衅而动”（宣公十二年），正确地选择和把握有利的战机。齐、鲁长勺之战，实力处于劣势地位的鲁军一举击败强大的齐师，鲁庄公本人尚在莫名其妙中，曹刿便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里曹刿提出了掌握战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当选择“彼竭我盈”之时，对敌发起进攻。其次，它主张知彼知己，正确选择攻击方向。《左传》认为攻击的方向应选在敌人的虚弱之处。周、郑繻葛之战中，由于郑国正确选择了主攻方向，所以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楚、随速杞之战中，随军违背了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结果导致惨败。其三，强调“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公五年），“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成公九年），反对骄傲轻敌，指出骄兵必败。《左传》以大量的战例说明在作战指导上，如果麻痹轻敌，疏于戒备，轻则丧师，重则丧国。桓公四年记载：“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秦作为一个大国，竟败于小小芮国之手，原因就在于“小之也”，即自大轻敌。

（三）以礼系法的治军思想

《左传》在治军问题上主张德、刑并重，即把礼作为道德手段，法作为强制手段，用来经武治军。认为“礼以行义”，即用“礼”的道德原则来规范军队的思想和行动；“刑以正邪”，即用“刑”的强制性能确保道德规范的实行（参见张丽荣《论〈左传〉军事观的二重性》，载《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从而沟通了“礼”与“法”之间的联系，以礼系法，以法明礼。“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宣公二年）意思是说，在战场上，将士服从命令，勇敢杀敌，才算有礼，反之就是失礼，必须按法诛戮。这一见解，正是《左传》治军思想礼、法并重的具体注脚。基于这样的认识，《左传》中有不少严法的记载。如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先后三次诛杀违命的将士，《左传》赞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不失赏、刑”，故能成其霸业。鸡泽之会，晋悼公之弟杨干扰乱军行，中军司马杀杨干之仆以示惩罚。《左传》详记其事，并借魏绛之口指出：“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公三年）。当然，《左传》在治军问题上的严法主张，是受旧“军礼”的制约的，并不坚决和彻底，与战国时期法家以法治军理论有很大的差异。

《左传》的军事思想除了上述几点外，还包括注重军事、外交相结合，特别重视运用外交手段以达到军事的目的，等等。同时，《左传》也叙述了不少具有新的战术思想的战例，如伏击战、迂回战、侧击战、包围战、袭击战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曾在有关论文中对此有所阐说（《孙子兵学与古代战争》，《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

《左传》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它是春秋社会变革作用于军事领域的产物，具有军事社会思潮体现者的属性。是我们今天考察古代军事思想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外在表现的主要参照物，对于我们认识当时军事思想的总体发展面貌、主要特点以及历史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对“去战”，区别战争性质，立足民本立场的战争观念，对于后世兵学的发展不无深远的影响。它的某些新的作战指导思想，也给后来的兵学家以一定的历史启迪。它对道德和功利双重价值的包容和追求，更在日后古典兵学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起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军事思想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充分加以重视和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