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因此，其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理性认识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主要内容，一是“非攻”，二是“救守”，前者集中体现了墨家的战争观念，后者则是墨家作战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征。

一

探讨墨家的战争观，首先应从其整个学说的体系特征与价值取向角度切入，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墨家学说的宗旨与本质属性，才能够找到其军事观念的逻辑起点，并对其进行比较正确的定位。

如果说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本位，法家学说以追求极端功利为基本旨趣，那么墨家则是侧重于在道德和功利之间寻找平衡，而以功利为出发点。章太炎先生认为：“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此说可谓中的。可见墨家的基本立场，是“兼相爱，交相利”，凡事均从是否有利或功利大小的视角进行评估，决定取舍。即判断一切政治设施的优劣得失，在于看它是否对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有实际利益：“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这一点，其他诸子学派以及后世人们均是具有共识的，荀况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指出墨家的基本特征为“强本而节用”；都看到了墨家崇尚功利的主旨所在。

由此可知，以功利的原则为衡尺，考量军事问题乃是墨家战争观念的逻辑起点。在墨家看来，当时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非战争莫属，因此汲汲于提倡“非攻”。而战争这种天下“巨害”的发生并累世延续，则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在短暂、虚幻的“小利”面前丧失本性，忘却“大利”所在的缘故，因此致力于主张“兼爱”。但如果统治者陷于贪小利而忘大利的思维误区而不返，我行我素，穷兵黩武，那么，被侵凌的一方也就只好用武力对付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了，因此讲求城守防御，形成了《备城门》诸篇系统的防御思想。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墨子间诂·序》）。

墨家学派战争观念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认定其基本性质是非正义的，而非正义的判断依据，乃是有害无利，不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根本要求。

第一，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无功利而多祸害，理应加以摈弃。第二，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给双方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利益无涉，与祸害相伴，必须加以反对。第三，致力于将“义”落实到“利”的实处。从义与不义的高度，论证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也即非有利性，为否定战争寻找进一步的理论根据。第四，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权衡，论证好战大国从事战争活动的得不偿失，以进一步肯定“非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相关论述可参见黄朴民《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初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墨家战争观念以“功利”为逻辑起点，殆无疑义。“利”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联系其所有重要命题与范畴的精神纽带。它力主“非攻”，提倡“兼爱”，主张通过兼相爱来消弥战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认为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客观自然结果，而将两者沟通和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交相利”。由于战争的发生直接渊源于统治者的私欲，《墨子》便把止战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自身的明理知利，要求“王公大人”们为天下着想，为民众着想，也为自身利益着想而停止攻伐征战：“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这里，“利”也是主宰一切的钤辖。当然，墨家也觉得，那些王公大人大多政治眼光短视，不知道自己之利与“天下之利”、“民众之利”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会把“天下之利”和“民众之利”放在适当的位置，而必然汲汲于征战，于是转而求助于“天志”、鬼神，指出行“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同上）的结果。强调攻战作为不义之行，必受到天、鬼的惩罚。墨家提倡“天诛”，宣扬天赏天罚，目的是想借助天意、鬼神，警告诫谕好战黩武的统治者，使其改弦更张，这尽管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以“利”为标尺判断是非，衡量得失的做法同样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注意和把握“功利”在墨家学说中的主导地位，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其兵学观念的一把钥匙。

墨家的战争观念是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墨家以“利”为准鹄，充分揭露统治者好战与掠夺的本性，使得人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面目，指出统治者攻伐之举貌似合“利”实则悖“利”的愚妄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针砭作用。同时，以“非攻”为核心的战争观念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求，要求结束战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墨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主体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墨家否定所有以强攻弱的战争，没有能认识到当时的兼并战争乃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是暂时的丧失“小利”而永久的赢得“大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表明，墨家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相背悖的，并不能真正摆脱战争的痛苦。可见，墨子的“利益”观存在着暂时、局部、短视的缺陷，不过是“道之一隅”，缺乏最大的圆融性与超越性。庄子尝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篇》）。这个批评，用之于墨家战争观念的评判上，同样是适合的。这也意味着墨家战争观念的历史命运难免是坎坷崎岖、曲折多厄的。

墨家以“利”为衡尺的战争观念首先要同讲究“义利之辩”的儒家发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儒、墨对战争都持“非攻”、“反战”的基本态度，但是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从“仁义德化”推导出“反战”的观念，“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因此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而对于“利”，则采取坚决摈弃的立场，这一点在先秦两汉儒家代表人物那里，是具有共性的选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倡“以义制利”，“以义克利”（《荀子·大略》）；董仲舒鼓吹“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等等，皆为其证。这种重义轻利，乃至重义绝利的立场，是与墨家汲汲言利相根本对立的。因此，儒、墨两家虽然都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在学术上却互为不可调和的死敌。一方面，儒家不遗余力排斥墨家，“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另一方面，墨家亦对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特点攻讦不已：“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双方形同水火，势如冰炭的结果，是当时“非战”的思潮无法汇集在一起，大大消减了它应有的力量与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当儒学在西汉中叶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墨家作为其最大的异端之一，不可避免要丧失活动的空间，墨学中绝的命运随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实为墨家的悲哀！

法家军事思想是以执著功利，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的，这表面上与墨家的战争观念似有相通之处，然而从本质上说，两者的功利观乃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具体地说，法家的功利原则立足点是在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尤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为根本宗旨上，以是否有助于所谓的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至于广大民众，在法家看来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没有生命力、缺乏主体性的部件，其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意愿，完全从属于国家和专制君主的整体利益。在富国强兵的美妙口号之下，人的基本权益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能达到战胜攻取的目的，战争造成的重大伤亡可以一笔勾销。这种冷酷、自私的功利观，与墨家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本位的讲求满足“天下之利”的“功利”观显然旨趣迥异，其逻辑推导衍化的方向也截然不同，在法家是“主战”、“乐兵”，在墨家则是“非攻”“兼爱”。这样一来，墨家与“王道”政治（儒家）固然无涉，与“霸道”政治（法家）同样不兼容，而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正是“霸王道杂用之”，墨家既然两边都依靠不上，那么自然是被摈弃于主流社会思潮之外，而成为“孤魂野鬼”，进退失据了，其在古代社会中渐渐淡出，乃至几乎中绝于世的历史宿命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

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篇》），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然而这一“非战”观的哲学渊源是“天道自然”与“人道无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四十三章》）；“无为故无败”（《老子·六十四章》）。可是，墨家的理念却是“摩顶旋踵”，以利天下，以积极有为的途径，达到“非攻”、“兼爱”的目的。这样一来，墨家与道家也无法成为同盟者了，从而失去了争取奥援，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最后一线希望，不得不孤军奋战，其左支右绌、举步维艰的前途可谓无可改变。

由此可知，墨家旨在兼顾道德与功利，希望在不废道德的前提下崇尚功利的战争观念，实际已陷入了左右不讨好的困境之中了。换言之，在道德与功利之间处心积虑寻找平衡的结果，是既丧失了道德上的纯洁崇高性，又制约了功利上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自身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加之外在的种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得墨家军事思想长期以来沉潜不彰，未能在传统军事文化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非传统军事文化发展的福音。因为假设墨学能像儒学那样生生不息、代有发展，那么追求功利的思想主旨，必定能够使其在讲求实战操作功能方面不断有所创造，“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的传统遂可以长期保存并得以不断的发挥光大。换言之，所谓“摹略万物之然”、“巧转，则求其故”（《墨子·经上》），它在兵学领域的反映必定是表现为对军事技术的青睐有加，这样就可以多少改变或影响中国古典兵学重“道”轻“器”、尚谋贱力的传统，使之得到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提供这一方面的机遇。

二

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墨子》提倡“救守”。所谓“救守”，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即对被攻的弱小国家进行支援和弱小国家本身的防守。

《墨子》认为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攻伐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指出“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国之说”，而救助被攻的小国。主张替小国修缮城郭，给小国提供粮食资财：“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非攻下》）。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替小国守城御敌。在这方面墨子本人是身体力行的，他与其弟子都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攻小国进行防御作战。墨子本人曾先后到宋、齐、楚、卫诸国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协助被攻伐的国家守城。真可谓是“摩顶旋踵”，义无反顾，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

《墨子》更强调小国自身的守御。由于城邑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或要地，所以守城也就成了防御的中心问题。《墨子》一书以大量的篇章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概括地说，《墨子》的城邑防御思想是：依靠军民，争取外援，充分发挥守城器械的作用，完善环城防御体系，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乘机出击。现分述如下：

第一，修明政治，动员民众。《墨子》认为要取得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治，争取民心。这方面君主是关键，他必须讲求信用，厉行道义，以激发参加守城作战民众的积极性：“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并进而指出官民和睦是取得守城作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只要做到“上下相亲”，人民“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就能做到“死而守”。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子》也一一加以列举。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备城门》）。具体办法是：“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杂守》）。三是严明法纪，赏功罚过，使民众乐于公战，耻于偷生：“命必足畏，赏必足利”（《号令》）。四是积极动员激励民众，振奋精神，同仇敌忾。《墨子》主张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讲清敌人“为不道，不修义祥，唯乃（力）是王（正）”的罪恶，指出敌人的目的是：“亡尔社稷，灭尔百姓”（《迎敌祠》）。以此激发民众的死战决心，共赴战场。同时严禁传播各种动摇民心的流言蜚语，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作战中要以奖惩、抚恤、慰问等形式鼓舞参战者的斗志。

第二，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墨子》认为搞好城守战备，使各项措施一一落实，这是取得守城防御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否则守城是无法进行的：“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七患》）。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反复强调加强战备、有备无患的重要性，指出“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七患》）。主张搞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工作，以造成守城防御作战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这些准备包括军事、后勤、外交、内政等诸多方面。军事上要做到“城池修，守器具”，“〔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揗（修），守备缮利”（《备城门》）。后勤上要求做到“樵粟足”，“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外交上要求联络与国，争取外援，“得四邻诸侯之救”（同上）。如果城小人众，就应该事先把老幼疏散到他城或国都。内政上则要勤政爱民，争取人心，造就“上下相亲”，众志成城的局面。

第三，积极防御，守中有攻。《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作战中，不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而应该守中有攻，积极歼灭敌人。为此它提出了“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不（必）能此，乃能守城”（《号令》）。对于积极防御的具体措施，《墨子》也有较系统的论述。这包括：1.依托城池，利用地形，正确部署兵力。2.自远而近，层层抗击，消耗敌人的兵力。即以城池为核心阵地，城外建郭，郭外设亭，遏制敌军进攻，打击敌军士气，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但同时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敌人但（且）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尽千丈者勿迎也，视敌之居曲，众少而应之”（《号令》）。这表明墨家“示人以兵法贵变通”（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的用兵特色。3.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在与攻城之敌长期相拒过程中，当挫败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攻城手段，杀伤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后，这时，守城的一方就要善于捕捉战机，适时组织出击，以扩大战果，最终夺取守城防御作战的胜利。例如一旦用火攻击败敌军云梯攻城的企图，使得敌军被迫撤离，这时，就要以精锐敢死之士，由“突门”突然出击，重创敌人，“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疑为“突门”，见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击遗师……因素（数）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适（敌）人必或（惑）。有此必破军杀将”（《备梯》）。由此可见，墨家的守城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这是符合防御作战的基本规律的，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第四，讲求战术，手段多样。《汉书·艺文志》称“（兵）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墨家是最典型的兵技巧家。这表现为《墨子》一书对守城防御作战的器械装备和具体战术作了充分的论述。它根据“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等当时通行的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诸如“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蚁傅”等一系列有效的守城战术。如针对敌人用地道攻城，《墨子》主张采取行之有效的诱敌人彀、烟熏敌人的战法，以挫败敌军的企图：“穴中与适(敌)人遇，则皆圉而毋逐，且战北。以须炉火之燃也，即去而入壅穴杀”（《备穴》）。所有这些，都是《墨子》对当时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总结和理论阐发，对于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攻与防是军事学上的一对基本矛盾。有进攻就有防御，同样有进攻理论也必定就有防御理论。墨家学派的城守思想，对我国古代防御理论具有奠基意义，影响非常深远。后世对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论述，多借鉴和祖述《墨子》，以至于把一切牢固的防御笼统地称之为“墨守”；近人尹桐阳称赞它是“实古兵家之巨擘”；岑仲勉则将它与《孙子兵法》相提并论，说；“《墨子》这几篇书，我以为在军事学中，应该与《孙子兵法》同当作重要资料，两者不可偏废的”（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自序》），这些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