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几千年的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地大航道，曾对东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也对东亚各国的社会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条大航道催生了历史上中日韩三国长期的密切沟通和交往。三国由于位置上的一衣带水而形成了天然的三角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至今仍是东亚最重要的战略关系。在这种三角地缘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山东半岛起了一个主导性的作用，是大航道形成的始作俑者。
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天地孰得……吾以此知胜负矣”，春秋时期齐国为什么政治经济发展得要比其他诸侯国快，齐国又为什么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齐国位处山东半岛特殊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山东半岛在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三者交往中，始终占据着地利优势。
在现代，中日韩三角地缘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战略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对山东来说，由于与韩国和日本之间距离近，一衣带水，发展三地商贸关系，则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
三地的地缘关系和商贸关系源于三大半岛航道的开辟，它是延伸到日本列岛和东北亚更深处航道的基础和主干，故把东北亚的大航道称为三半岛大航道。“东方丝路”就是伴随此航道的开辟而出现的。
一、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
从山东的出海口对外形成的航道中，向南方向的航道与中国海上丝路航道重合，成为中国海上丝路航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山东出海口向北和向东发展的航道，首先是三半岛航道的形成，然后以三半岛航道为基础，分为两个支路：一条支路是向日本列岛延伸；另条一支路是沿朝鲜半岛东岸海边向东北亚延伸。这个延伸的空间很大，它伴随着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的不断提高，而越走越远。人们在东北亚开辟的这条海上航道，一般被称为东方丝路。东方丝路的出现，使人们曾产生很多的憧憬和联想，如后世认为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可能就是亚洲的人类，通过白令海峡而进入美洲的。东方丝路是以三大半岛大航道为基础而形成的。
三大半岛系指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山东半岛，以及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三大半岛之间，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皆隔黄海而相望，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黄海与渤海而相望，三者之间距离大体相当。其中山东半岛距朝鲜半岛的仁川距离为94海里，山东半岛距辽东半岛不到120公里，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陆路相连、两半岛海上最近为200多公里。
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最早得益于庙岛群岛的天然纽带。没有庙岛群岛就没有早期的三大半岛大航道的出现。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本来距离就不是太远。庙岛群岛位于庙岛海峡和渤海海峡之间，它就像一条项链，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南北相连。庙岛群岛同时也是黄海和渤海的交汇处。庙岛群岛南北距离短、岛屿多。庙岛群岛最南的南长山岛距离山东半岛的蓬莱市近在咫尺，其最北的北隍城岛距离辽东半岛的最南端老铁山都是目光所及之地。
三半岛大航道的延伸，是指的这条大航道在朝鲜半岛的南端，隔海向日本列岛的推进和发展，以及沿朝鲜半岛向东北方向的扩展。这条大航道的发展和延伸，得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近距离。从朝鲜半岛向南，穿越朝鲜海峡与对马海峡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在这不足200公里的距离中，又分别被对马岛、严原岛、壹歧岛等近距离相分隔。这样从山东半岛，经过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再从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经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到日本列岛，与从朝鲜半岛向东北方向延伸发展的航道，在秦汉时期形成了以三半岛大航道为基础的东方丝路。
这条东方丝路大航道的形成，决定于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人们征服海洋的观念；二是东方丝路的客观自然条件；三是人类征服海洋的能力。
人类征服海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所遵循的观念是“循海岸水行 ”，一方面说明了远古的人类已经有了征服海洋的观念，另一方面说明人类征服海洋观念的局限性，即以能够看到海岸陆地的视角范围内，从事海上航行或捕捞作业。这种观念固然与生产力低下而带来的生产工具落后、征服自然的能力较差有着根本的关系，但是更与人们的固有观念密切相关。人类起源于陆地，生活、生产、生存也与陆地紧密相连。长时期的陆上生活，使人们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陆地就是人们的根基，陆地是人们的精神依靠，陆地是人类魂魄的寄托地。陆地更是人们安全、安定和安居乐业的根本所在，离开陆地人们的安全便会失去保障。即使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也完全是以陆地为心理依托。这是古代先民“循海岸水行”观念产生的客观心理现象。其次，大海和大洋深不可测，海浪、海啸，海上的风雨突变带来的猝不及防，对海洋的不可抗拒使人们产生了对海洋的恐惧感，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陆地的依赖感。因此，最初的大航道始自三大半岛与人们的观念密切相关。
三半岛大航道形成与东亚独特的地形地貌密切相关。三半岛大航道及其延伸，其中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陆路相连。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尽管陆地由于隔着渤海海峡而不相连，但是由于有了庙岛群岛而有了联系的纽带；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尽管由于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而不相连，但由于有了对马、严原、壹岐诸岛而产生了天然的纽带。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全长只有106公里，庙岛群岛南距蓬莱陆地只有7公里，群岛全长也只有54公里，在这不长的群岛中自南至北却有32个海岛排列。从而将渤海海峡分割出14条水道，可以避风的港湾有数十个。 多海口、多港湾，庙岛群岛本身对海洋的风浪也起到了消减作用，使此地少有大风大浪，为人类征服大海，为三半岛大航道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自然条件。
造船技术的出现，为人们征服大海提供了可能。1982年在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松郭家村发掘出岳石文化时期的一条独木舟，距今约4000多年。舟体用原木挖凿修整而成。舟全长3.9米，头宽0.6米，尾宽0.7米，船体最大高度0.3米，两道低矮的舱隔将舟体分为三个舱间，虽然原始却犹似今日普遍采用的水密隔舱技术 。这个独木舟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了山东半岛的人们早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向大海进取的征程，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说明人们征服海洋的范畴是有限的，也只能是在沿海地带作业。此外，在长岛大浩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的船尾，以及在海底发现的原始石锚 ，都证明山东半岛航海业的发展。山东半岛舟船的发现，说明人类征服海洋能力的提高。
有了征服海洋的观念，有了征服海洋的客观自然条件，有了征服海洋的工具舟船，三大半岛航道的开辟把远古人类征服海洋的梦想变为现实。
“循海岸水行”和“望陆而行”，使海岸和陆地成为人类此时海航的固定的航标灯，只不过这个航标灯是不断变幻的陆地、山脉、丘陵、半岛和沿海小岛。按照这个观念航海，这个航路的空间可以无限延伸，直到条件不允许再征服为止。因此不仅三半岛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这条航路的延伸至日本列岛，至东北亚的再远处，也都成为了可能。
三半岛大航道的出现，为东方丝路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个东方丝路的地理范畴应包含朝鲜半岛及其周围列岛、日本列岛、东北亚大陆沿海、千岛群岛，当然也可能涵盖着北美洲，以至南美洲。有了舟船，有了“沿陆航行”的观念，人类征服远方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依赖于沿途的出海口和停靠码头，而山东半岛的地理优势就在于港湾多、天然海口多。主要海湾如莱州湾、龙口湾、芝罘湾、威海湾、荣成湾、桑沟湾、石岛湾、五垒岛湾、丁字湾、崂山湾、胶州湾、灵山湾等，总计大小海湾有100多处。在这些海湾又密布众多的出海口和人造码头。先秦的人们充分地利用这些优越自然条件，伴随着大航道的开辟，东方丝路的贸易往来便开始出现了。
三半岛航道开辟于先秦，形成于秦汉时期。据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较详细地记载了从辽东半岛至日本的线路，按照“循海岸水行”的观念出发，经历当时的韩国，然后到“狗邪韩国”（今天的韩国釜山一带），然后到达朝鲜海峡的“对马国”（今日本的对马岛），再向南行到达对马海峡的“瀚海一大国”（今日本的一歧岛），然后到达“末卢国”（今日本的九州岛北岸 ）。陈寿记载了一条连贯一体的从辽东半岛至日本的大通道。此时三半岛航道与中日韩之间交往从航道条件说是畅通无阻了，这与秦汉时期发达的造船业密不可分。
三半岛中日韩贸易大航道则开创于唐代，这时的海上来往早已脱离了“循海岸水行”，而是由山东半岛海口直接航行到韩国的海州或仁川。其标志是形成了大航道商贸网络。这与大唐社会的富强密不可分。据记载，祖籍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石岛的张保皋曾组建庞大船队，积极从事中、日、韩三国海上经贸事业。他曾建立了以韩国半岛的清海镇为大本营，以他在莞岛象皇峰、济州岛河源洞、中国山东赤山所建的法华院三处为海运贸易联络点，以中国的今山东荣成的石岛镇、蓬莱市、莱州市、安徽泗县、江苏淮安、扬州、浙江宁波市、福建泉州市、日本国的九州为基点，连接三国的较为稳定的国际海运商业贸易大网络。
海上商贸网络的建立，促进了中、日、韩三国海上商贸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特别是对新罗人来说，到中国经商、从业、求学、聘问、居留、修持者迅速增多。在经商的网络地带及交通要道附近，出现了很多新罗人村落。荣成赤山浦一带就有十多个，乳山浦有着较大的新罗人村落。在新罗人集中之地，一般都建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所、新罗寺院，成为专门接待到唐朝来的新罗人之地。
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也为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大汶口文化首先经山东半岛影响到辽东半岛，也必然影响到日本列岛。山东龙山文化是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绳纹文化晚期的黑陶，就是受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并且由九州向北推广，一直到达北海道 。据传说，日本的拔牙习俗也是由大汶口文化的拔牙习俗传到日本的 。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出现的水稻，也是从山东半岛经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再到日本的九州岛。中国北方出现的石棚也分别于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先后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 。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在西海岸发掘出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铎350件，与朝鲜出土的完全相同。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航海先驱早已开辟出了由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渡到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 。
《尔雅》记载“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管子轻重丁》载“发、朝鲜之文皮”给以佐证。由荣成走出去的中国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认为，斥山为海边小山，不出虎豹，“斥山之文皮”实指朝鲜之文皮，由发地和朝鲜从海路运到斥山海口登陆，再向西运到内地 。可知，先秦时在今山东半岛东端的荣成石岛港口，就有大量出售来自朝鲜半岛的虎皮之类的物品。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三半岛与日本之间已经形成非常繁忙的贸易大通道。
大航道的开辟也为移民提供了通道。中国内地的民众很早就有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秦代的徐福率“男女三千人”东渡，秦末“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无论徐福等从哪里出发，但“循海岸水行”决定他们还是要按照三半岛航道东去。后世中国在出现动乱的情况下，移民一般都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目的地。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改变为向东南亚方向移民。
二、“东方丝路”伴随三半岛大航道产生而出现
三半岛航道开启于先秦，东方丝路也应运而生于先秦。三半岛大航道为“东方丝路”的出现提供了坚实基础。“东方丝路”这个概念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东方贸易大通道。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为东北亚的贸易打开了通道。但是，“东方丝路”的概念的充要条件是必须要有丝绸贸易，而这恰恰又是居住在山东半岛的莱夷人的强项。山东半岛的原住民史称为莱夷或莱子国，其中居住于海边的莱夷人又被称为嵎夷。莱夷人善于制丝和染丝。
《尚书•禹贡》载“莱夷作牧，厥篚檿丝”，嵎夷“厥贡盐絺，海物惟错” ，莱夷族的主要物产有三类，其中就有丝织品——檿丝。《十三经注疏》释为“山丝”，檿丝即为山丝，山桑蚕之丝。据光绪本《文登县志》载，山桑即在胶东普遍生长的柞树。这种植物未长成大树之前被本地土话称为“榑萝”，其叶子用来喂养山蚕。山蚕吐出的丝被称为山茧。清王钺《暑窗臆说》认为，山茧就是《尚书•禹贡》中所说的“檿丝”。山茧织成的丝绸，胶东本地又称为山绸、茧绸、粗绸。茧绸直到今天仍然是胶东大地土生土长的丝绸，这已成为胶东大地的标志性丝织品和主打产业之一。由于胶东大地遍布柞树，所以自远古时期起，胶东大地就生产被称为茧绸的丝绸。因此远古时期，在东方丝路形成的初期，丝绸贸易就是东方贸易大通道的主打产品。“东方丝路”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莱夷的丝绸既然可以作为贡品上贡，当然对于善于经商的莱夷人来说，也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流。随着三半岛航道的开辟，丝织品作为对外进行交换的商品则是天经地义之事。故在先秦时期，山东的丝绸随着三半岛航道的延伸，必然遍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北亚沿海大陆地带，这为东方丝路的出现奏响了前奏曲。
莱国不仅盛产丝绸，而且也特别精于染织丝绸，这种染绸技术在春秋时期是名声在外的。就内陆来说，莱国人所染丝绸远销到内陆的中原周国一带，成为当地的紧俏商品。《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记载“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于周，中十斤”。 说的就是莱国人擅长于染织丝织品。“ 练茈”，是指的染有紫色的丝绢；“纯”为长度单位，一段丝锦布称为一“纯”；“锱”，古代重量单位，一锱为四分之一两；“緺绶”，为紫青色的丝绦或丝带。这段话的意思是：莱国人善于染丝织品。莱国人染的紫色的丝绢，在莱国是一纯只需一锱重的金钱，染织出来的紫青色的丝绦和丝带，在莱国也是只卖到一纯只有一锱重的金钱。但是，在周国却都卖到10斤重的金钱，价格翻了好几百倍。莱国染的丝织品在他国能卖出天价，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莱国的丝染织品，流通的面很广，向西流通到周国，其他诸侯国就更不用说了；二是莱国的丝染织品质量好、品位高，博得了各国诸侯贵族的喜爱。这种情况反映了莱国的丝染织品业的高度发达。莱国的丝染织品既然能远销到中原的周国，那么它更可能沿着三半岛航道远销到三半岛大航道的沿途。
东方丝路依据于三半岛大航道的开辟，东方丝路的出现就是商贸大航道的象征。它首先为东北亚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条件。莱夷主要物产除了檿丝和丝染织品外，还盛产畜牧产品以及“篚”（竹编之圆筐）；嵎夷的主要物产有食盐，细葛布，众多海产品。其中由于东方丝路所涉及的地域都是沿海一带，故鱼盐之类海产品一般不会作为商品到海外进行贸易，但是莱夷嵎夷所产出的特色筐、特色麻布，必定和丝绸及丝染织品一起作为商品进行海外交易。历代依据这条大航道进行着绵延不断的商贸往来。
尽管直到汉代，史籍才有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往的记载，但是货物的流通和贸易的往来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驱动的。史书记载往往落后于人类实践的脚步是不言而喻的。
东方丝路出现于三半岛航道开辟的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山东特别是山东半岛地区有了发达的丝织业和发达的造船手工业，为东方丝路的形成准备了物质条件，“东方丝路”最终形成。东方丝路形成为网络航道则发生唐代。
中日韩商贸大航道开辟使中日韩三地的商贸活动更加繁荣。商人们的足迹踏遍中日韩三个地区。唐代新罗商人金清的经商行踪提供了典型例证。据《唐无染院碑》记载“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来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凫择郢匠之工，凿白石竖竺乾之塔”，碑阴载“造功德塔施主新罗国押衙金清 ”。鸡林，新罗国的别称；金清，新罗国王室家族成员；押衙，新罗王室卫队军官；家别，建有别室、别家；扶桑，日本的指称；清社，山东登州府文登县；货游，货物贸易；鄞水，浙江鄞水县。后面讲的是他崇尚佛教，自己花钱雇佣能工巧匠，为昆嵛山的无染寺建造了一尊汉白玉塔。
碑文的意思是，金清的老家本在新罗，曾做过新罗的押衙官。因为经商的原因使他在日本也另安有自己的家。他的商贸活动，把日本（日本九州有张保皋国际贸易网络基点）、新罗、中国的山东文登和浙江鄞水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朝鲜的商品可以经金清之手到达日本和中国；日本的商品也可以经金清之手流通到朝鲜和中国；中国的商品也可以经金清之手到达日本和朝鲜。而在大唐时期，新罗人金清绝不会是个例。这既促进了中、日、韩三地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同时，也必然增进三地人民之间友好交往。
昆嵛山《唐无染院碑》所记载的金清在中日韩三国的经商足迹，雄辩地说明唐代中日韩的大航道—东方丝路已形成网络航道。这个东方丝路航向为山东半岛海口—庙岛群岛—辽东旅顺老铁山—鸭绿江口—朝鲜西海岸—朝鲜东南海岸—对马岛—冲之岛—大岛—北九州 ，日本到中国也是这条航路的逆向航行。
中日韩三地大航道的开通使中日韩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唐代日本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访问学习；很多日本和朝鲜僧人到中国进行佛教交流，如日本僧人圆仁巡游中国及朝鲜在中国建有寺庙等；朝鲜的士子也到中国参加科举做官，如朝鲜才子汉学鼻祖崔志远就曾在中国学习做官16年；当时从朝鲜半岛来山东的新罗人曾在今乳山荣成等地建有多处村庄，他们的后代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地人民有着频繁的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半岛商贸大航道自开辟以至近现代，经过不断的完善开拓，对历代中日韩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天作用则更为突出。
三、东方丝路和“二比一”格局下的发展
国家交往因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是可以有选择性的；但是，无论是陆地相连或隔水相望的邻国则是不可以选择的。只能根据这种客观存在来决定交往策略。
东方丝路所涉及的国家有中、俄、朝、韩、日本五国，所涉及地域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如果有考古成果支撑，也可能包括白令海峡以东的美洲。在此区域，最重要的地缘关系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中日韩关系涉及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价值观。三国应有大智大勇来捍卫多边贸易、开放体制。坚持互不约束、积极开放的自由贸易合作机制，支持以WTO为主导的多变自由贸易体系。
不可忽略的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中日韩的关系受多方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集中表现为中日韩三国关系中奇特的2:1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中日韩三国在国家社会制度、价值观、历史观、安全观、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别：
就社会制度格局来说，三国框架内日、韩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制度上的2:1；
就价值观格局来说，日、韩崇尚资本主义的绝对个人的自由、民主、平等世界观，中国坚持的是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是价值观上的2；1；
就人权观格局来看，日、韩追求的是绝对的个人所谓的“天赋人权”，而中国追求的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及其他权利，这是人权观上的2:1；
在国家安全格局来看，日韩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安全一体，而中国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依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国家安全观，这是安全观上的2:1；
就历史观格局来说，中、韩都坚持日本必须正视历史，正确认识日本历史上对中韩造成的伤害，日本则否认侵略历史、拒不反省，这是历史认知上的2:1；
从历史文化源流上说，日、韩文化都是儒家文化的派生文化体，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母体，这是文化源流上的2:1。
以上六个方面形成的格局表现，说明中日韩在各方面的关系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谁都不能脱离另两方而独立存在于东北亚。六大格局的存在至少在可见的短时期内，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这是我们处理东北亚问题的基本客观依据。
应清醒认识到，东北亚的这种2:1格局是在世界上美国独霸的大格局下的小格局存在。因此在看待和处理中日韩关系时，既要充分考虑以上六个2:1格局关系，更要充分考虑世界大格局的发展变化，争取自身的主动权。
中日韩的另一个客观事实是，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紧密、体量大。中日韩都是一衣带水的相邻国家，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都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人口14亿，GDP总量为13万亿美元的体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国土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GDP总量为近五万亿美元体量，世界排名第三位；韩国国土面积为9.9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五千万，GDP总量为1.62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1位。三国GDP总和为近2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和的五分之一还多。人口总和15.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3%，是世界所有地域中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区域。中国与韩国之间进出口总额为2686亿美元，韩国与日本之间进出口总额为852亿美元，中国和日本进出口总额为3175亿美元。而三国在2018年对世界出口合计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20.1%；三国进口合计3.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7.2%。三国的经济在世界的占比显现其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因此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地缘关系之一。
“东方丝路”下的国家合作，其实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中日韩之间的关系处理。过去20年，中日韩已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贸易地位均接近美国。如中美韩连续10年成为日本贸易伙伴的前三位。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贸易相互依存、快速发展，对世界进出口已追平欧洲。就现代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格局考察，基于地缘关系，日本和韩国对山东，以及威海的经济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三者关系处理得好就能得利，就能促进山东经济的大发展，处理不好就会自损自伤，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山东特别是威海在中日韩三者地理位置上又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韩协调发展则山东兴、威海兴。中日韩关系受挫，则会直接影响到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则是更为不利的。
中日韩关系有三个方面应对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首先，加快中日韩地域自贸区谈判，使自贸区建设早日实现。这是国家层面考虑的事。对山东来说，可以和日、韩国内的一级行政区划之间建立地区自贸关系。对威海市来说，可以和日、韩相应一级建立地区自贸关系，各县、市也可以和日韩的相应一级行政区建立自贸关系，用以加快自身的发展。这需要争取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
其次，处理三国关系应坚持“过犹不及”哲学，做到恰到好处为要。由于三国在制度、历史、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不同，在中日韩三国提升合作层次，或者建立相互自贸关系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纷争和矛盾。但是为了发展的大局，三方都不应采取过激行为。比如日韩之间竹岛或独岛之争，中日之间钓鱼岛之争，中韩航空识别区的重叠矛盾等，此类争议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解决和调和的，处理的共识应该是坚持原则、放弃争论、维持现状、以不激化矛盾为准。
如2012年日本内阁收购钓鱼岛行为就是激化矛盾的做法，中国除了表示抗议和不承认之外，加大了对钓鱼岛的巡航，而没有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这就是恰到好处的做法。
又如2015年萨德事件。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确实是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的主观想法主要是针对朝鲜的核试验。更重要的一点是，韩国是美国的盟国，无法拒绝美国的行动。中国提出抗议和警告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中国人民采取的对韩抵制行动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是，抵制得恰到好处的做法应该是使韩国知道疼，并且是很疼即可。但是，威海当时的做法是抵制韩国的行为使韩国的企业无法在威海继续经营下去，韩国不少企业倒闭关门走人。韩国企业固然受到冲击，但威海的经济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直接影响到部分人员失业、的士司机客运量大下滑、宾馆服务行业收入也出现锐减。
目前的日韩争端的叠加升级，是双方激化矛盾的结果。韩、日有共同的制度和价值观，但由于历史上的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历史认知矛盾发展到双方贸易层面，这势必影响到自贸区谈判的进程。韩国重翻旧账有正义诉求的一面，这本来属于国与国之间无足轻重的问题，但是日本却对韩国的高端三种电子原料采用断供的极端做法，并狂妄地呵斥韩国大使；这引起韩国的举国抗议和抵制；日本则又采取更为极端的把韩国从友好贸易“白色清单”中剔除；韩国又采取更为极端的暂停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将贸易争端扩大到国家安全层面。双方的做法都违反了“过犹不及”的东方哲学范畴。这是我们应引以为戒的。
第三，坚持孙子“伐交”思想，在利益交织中求发展。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这个安定环境的创设，就需要正确的外交政策作保证。孙子的“伐交”思想的本质，就是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由于中日韩三国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相互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是一种大智慧体现。在社会制度方面，西方对我国虎视眈眈，是生死存亡关系。从根本上说，他们时刻想置中国于死地，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整体对中国进行攻击，梦寐以求想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但却又无可奈何。如在南海问题上、在香港动乱方面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价值观方面，西方世界是铁板一块，你不能企求他们发善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整体攻击。比如，加强对世界所有国家的贸易往来，用贸易手段打破西方的铁板一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第一贸易大国。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些都加深了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友好交往和感情。南海问题上我们也争取了相当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正确的外交策略能够争取从西方集团中打开缺口。如2015年中国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韩国就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参加了中国的庆祝活动。南海问题上我们也争取了相当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在目前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以及美国对中国大打贸易战的时刻，中国勇敢地高举起了全球化、多边主义大旗，这对于打破西方因价值观、社会制度等因素建成的铁幕是一个最为重大的举措。
（作者：于敬民，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甲午战争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原文登师范学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