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指出：“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决破除和平积弊，集中精力推进备战打仗工作。”其中的“和平积弊”问题，是对如何实现强军目标的逆向思考，已然触及到了如何扫清制约战斗力生成并持续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从中华民族文明千百年发展演变过程上看，进入“大一统”王朝治国安邦模式以降，总是不可避免地经历类似《春秋公羊传》所谓“张三世”的治乱循环。如何纠治并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特别是构建军事能力持续保鲜与王朝内外的长治久安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成为确保国祚绵长的关键所在。由此，从历史根源上予以考察、引为镜鉴极具意义。
一、“私天下于一姓”与“天下为公”事实上的错位，造成了王朝兴替与和平积弊如影随形的结构性矛盾；而王朝中期以降，高度集权的持续推进，甚至是变态生长，使原本基于责任担当的、稳定贯通的“天子——士大夫——庶民”治理序列，在军政大事上更为割裂。
黑格尔曾敏锐地发现：“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回顾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也是如此，对经验教训的不领受，或言之者多、落地者少的情况普遍存在。集中体现于：王朝建立之初，往往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表现，切实完整地发挥出了保卫王朝“天下太平”功能，而至中期以后始终未能走出“循环往复”逐步暮气缠身的历史周期率。如中国历史上首位“平民”皇帝刘邦“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俨然视天下为私产。此时尚处于奠定汉王朝基业之关键期，君臣上下还能同仇敌忾、以天下生民为念，加上军政体制上“寓兵于农”、居重驭轻的设置部署，对内备御不测、于外谋求安平，符合天下百姓生产生活的根本需求，军事力量能够高效运转、及时化解危机；其间“刘姓天下”与“天下人之天下”的矛盾问题还比较隐蔽，但中期以后，中层权贵官僚群体围绕皇权谋求私利、下层百姓为争得基本生存条件的拼死挣扎的情况，几乎贯穿王朝后半段，也使得“天下为公”的旗帜悬空，这种现象在千年王朝更迭史上反复上演而无法避免。
安平时期，王朝上下普遍将武力及战争状态看作“非常态”予以极力规避，而非建设性的长久保持。这种持续性影响，产生了强大的惯性力量，导致在面对王朝内部衰落直至战乱频发时，整个武装系统及军事能力也伴随呈现断崖式变化，及至晚期甚至出现无可用之兵的悲剧。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以“柔道安邦”自称，很好地对统治集团内部进行合理调配统驭，根据实际需求推行“散兵归农”、与民休息；军事制度方面，中央设置各级将军，执掌征伐背叛，临时差遣、事毕而罢，重塑军权从属于皇权的特殊地位；同时，鉴于新莽、更始以来各郡守豪强以军队为资本割据的状态，基本围绕强化皇权、按照“精兵简政”原则予以减省并职，但又使得“内臣”的权位更加突出，成为王朝后半段窃取皇权的主体；内外安防的执掌高度集中于朝堂之上，政治清明时基本达到平衡，但负面影响也比较突出，如后期对羌乱的平定则显得大费周章、捉襟见肘，勉强为之，尤其是在事关王朝边防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只好选择紧收甚至是将汉武帝打下的基础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让渡”；“中兴”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摆脱上层内斗、中层割据及外部长期隐患而终被拖垮。
此外，各界对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对立关注较多，放在“文治”背景下，以阐发经义作为合法依据，关注合理配置权力的核心问题较多，而对“武功”代表的将权采取普遍淡化、避讳，甚至钳制的态度，往往直接导致了军事力量长期保鲜的落空。尽管早在《左传•成公十二年》就已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重大命题，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抓住了平治天下的关键，但落在执行层面，则又作为君权附属专有,甚至到极权时期旁人不得论及的境地，以致所谓“君臣共治”的原初设计，转变为孤“君”奋战；加上后继者多“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君权高度集中却又为权臣、外戚、宦官所把持，国家机器成为谋取个人权位利益的手段，对整个王朝国祚之维系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二、皇权专制性与将权自主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将帅因循怠玩、无所作为。
在王朝初创时期，出于安全稳定和开疆拓土的现实需要，往往对皇权的控制较为宽松，经常会从皇权中让渡部分权力给予将权，即赋予一线指挥将帅的临机决断权及其他自主权力，这就使得将帅受到的干预和掣肘较少，能够切实从战争的需要和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自主的决策和灵活的作战指挥，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随着安全环境的稳定和安全威胁的消除，皇权的专制性和保守性日益凸显，加之历史上部分武将拥兵自重、犯上作乱、甚至取而代之的历史事件，使得统治者心有余悸。皇权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自私的，它关心的只是皇位是否可以世袭罔替，它始终以统治地位的安全稳定作为旨归。因此，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制约日益占主导地位，无论是汉高祖刘邦奉行“兔死狗烹”屠戮功臣，还是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和对将权不断削弱的具体体现。
然而，对兵权暂时的削弱和剥夺并不能使得统治者安心享受太平。在制度层面，统治者更是绞尽脑汁、用心良苦，无论是“宦官监军”“文臣领兵”，还是各种对武将职权、职位的限制，都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警惕防范和极力压制。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一批批贤能的将帅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然而或是被杀头，或是被流放，或是被罢官，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一线的将帅最终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皇权的附庸。这就使得将帅原本“为百姓而战”“为国家而战”的初心蜕变为“为皇帝一人、一姓之天下而战”，国家公器沦为了私人的统治工具，极大地打击了将帅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将帅的使命感缺失，将领的“惰性”日益占主导地位，导致将帅只求保住官位，明哲保身，在军事国防建设方面因循怠玩，消极保守，无所作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领的腐化堕落、畏葸不前必然导致国家武备废弛，军队纪律涣散，缺乏战斗力，在应对王朝安全威胁的战争中一败涂地。
三、文武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协合共济”，专制王朝奉行的“以文制武”“崇文抑武”等政策制约和影响了王朝的良性运转。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最初，文武是不分的，而是合二为一的，大臣出则为将，统兵作战；入则为相，辅助国君共理国政。文武分职最初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迨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顾孙、吴者出，立为一家之言，特设军容，不由民社，以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到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的立国方式，唐末藩镇割据造成五代十六国的长期混战局面记忆犹新，使得宋朝统治者在“杯酒释兵权”之后，实行更为严格的“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国策，文武之分愈加明显。明朝中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文法日密，武将地位下降，尤其是“宦官监军”“文臣统兵”制度，进一步制约和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故文武势分情格，阴阳之义判，而相成之实堕矣”。最终导致，“文恬武嬉”。
文武分职固然有利于文臣、武将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文武大臣的互相制衡，但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朝安全，将“崇文抑武”“以文制武”推向了极端，导致文武完全割裂，甚至水火不容。“文人谓武人不足语，武人谓文人无用，不识时务。故无事则两相讥，有事则两相轧。”武将地位的下降，导致以“习武”为职责的武将不尚“孙武”之学，武人为了迎合上级文臣，转而“用心逐时之末”“窃取文艺佛老，盗高人之名，杂缙绅之伍”，豢养门客文人，粉饰门厅，醉心于诗词歌赋，旦夕酣歌，醉生梦死。最终，武将“所学非所职，所习非所用”，究其实用，终无一效。与此同时，一些未经战阵或不谙战阵的文人受“文人尚武”风气所诱，导致纸上谈兵风气盛行，而文人谈兵，或空泛不切实际，或神神秘秘、鼓弄玄虚，或陈陈相因、传抄剽窃。
文武关系的正确状态应该是“文武相济”，这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文武相济”不但包括文臣、武将的“协合共济”，更重要的是文臣、武将的“文武兼备”。文人“纸上谈兵”和武将“鲁莽浪战”均不足取，统摄“文武兼备”的是一种更高阶的贯通古今的、深植于血脉灵魂的“大义”，这种大义是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王阳明身上体现为“单留一片报国丹心”，是戚继光秉持的“一心只从民社上起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文化雍熙之盛，必忧忘武之危。只有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正确处理好“文治”与“武备”之间的关系，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王朝中期以后涉及军政体系的调整变革，往往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已是相当被动，甚至是“病入膏肓”，枝节末叶上的修剪较多，缺乏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指导思想上依旧围绕守成求稳的现实需求展开，于军事能力的建设提升，停留在类似制度修补、技术革新的肤浅层面。
王朝更迭，几乎将主导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要素及运转模式，都演绎了一遍。其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使得后世基于统御现实，直接或间接造成格局逐渐缩小，而运转调节的空间也随之减小。尤其中衰之后，几乎只能以维持现状为主，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如新莽改制、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张居正改革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往往又限于“局时”“局地”“局部”，并不具备普遍意义，究其根源在于缺乏为天下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作为支撑，从而导致落在实处时，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遭到权贵保守派群体的围攻阻挠、或者改革举措本身局限很大、或者推行本身发生各类情况无法弥合、亦或施行周期过短效果不明显，基本上不能完全扭转颓势，大多是延缓或者缓和了矛盾的集中爆发。随着改革主导者“明君贤相”的去世或者离开政治中心，守旧势力迅速反扑，最终“人亡政息”。
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调整，本身针对的是失衡失据的情况，落地时所造成的更大混乱和消耗，大体上都与“文治”“武功”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意义上不能够并行并进直接相关。从历次变革引起更大危机的情况来看，问题多集中在对内治理方面权贵豪强与民众生计的矛盾突出、中央与地方权力利益分配出现脱节“收”与“放”的关系处置不当，以及对外关系方面，虽以强内为基础，但安防体系的构建实则已退居次席，以致王朝整体的安全发展环境变得更加严峻。这一情况的出现，在王朝鼎盛时期，还能够较好地解决，如汉武帝“轮台诏”的发布及时止住了走向衰亡的危险，但在昭宣之后往往紧接着是文臣武将群体的集体静默、甚至是有所放任，其中不排除政策执行的惯性使然，关键还是在于较为粗放的设计以及过多依靠个体推动，不可避免地与设计初衷发生变异和偏差。
历史上最成功、最彻底的改革是“商鞅变法”，主要是激发了根植于“老秦人”骨子里“富国强兵”的强烈期盼，形成了最广泛的参与，这种倾全国之力改革，渗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培育出新的增长点，由此也迸发出了充沛活力，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成功的典型，一系列具体且卓有成效的举措，极大调动了劳苦大众的积极主动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可以看出，在制度、技术层面的改革之上，始终存在着一种更为高阶的且鲜活的奥秘——“大义”，这种“大义”感召力量是深耕广植在天下人心中的，更是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基因当中，一旦以某种形式予以激活，不仅能引领所有制度的确立完善，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在这种“大义”的引领下，赢得了民心，才能在各种制度建设和改革中跳出“空间结构”的藩篱，确立一种“时间结构”的新指导思想，从而不但可以保养初创时的活力，还能确保举措的落地生根，更能进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灵活调整。
（作者：王珏，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战略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