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革故鼎新，厉行新政，以大气魄大担当治党治国治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从谋民族复兴伟业、布富国强军大局、立安全与发展之基的战略高度，围绕强军兴军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科学筹划了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战略布局，深刻揭示了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特点规律，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军事篇”，成为新时代引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强军兴军伟业的“魂”与“纲”。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的传承性、鲜明的历史性和特殊的时代性。习近平强军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汲取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智慧，与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

一、蕴含深邃内涵的强军战略思想体现了政略与战略的和谐统一

习主席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习主席鉴于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强调中国坚决摒弃“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目标下加以推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强调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这与中国传统兵学中始终强调要将“道”置于运筹和指导军事问题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易经》当中也提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意思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要去掉武器，但不要忘记防备。习主席曾多次引用《司马法》中的“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名句阐明穷兵黩武的危害。因此，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这是事关国家命运，事关战争和军事斗争指导全局的根本问题。

（一）着眼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运筹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中，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与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是辩证统一的。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发展是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的基础和保证。习近平主席筹划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考量就是着眼实现中国梦，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和坚强安全保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时间。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这也与《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和政治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孙子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安国保民”“安国全军”，是“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可以说，安国全军之道是其最高战略指导原则，而安国保民则是其军事战略的政治价值基础。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实现安国保民的最终目的。创新军事战略指导，就要把实现中国梦作为根本着眼点，坚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谋划军队建设，从政治大局的高度思考处理军事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仅10 天后，在战区考察时又提出强军梦及强军之魂、强军之要、强军之基。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放在治国理政大格局、国家改革大棋盘中来布局；四中全会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把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专列一节，纳入依法治国大业同步协调；五中全会作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专列一节，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协调统筹。着眼中国梦运筹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宏大的战略视野、高远的战略考量和高超的战略运筹。

（二）立足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擘画国防和军队建设

强大的军事实力始终是支撑国家强大的“骨骼”，是增强国家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底气所在，是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突破国家崛起“安全困境”的保底手段。强国必须强军，既是国家强盛之道，也是大国崛起的规律所在。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另一个是发展振兴之时。现在，我国就处在由大向强发展这样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发展得越快，对外部的影响冲击就越大，受到的战略反弹力就越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所面临的新形势，正是习近平主席思考谋划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现实逻辑。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世界更加关注、重视中国，我们的战略回旋空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世界体系进入大变局时期，围绕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新兴国家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阶段。中国块头大、分量重，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影响最深刻。面对中国这样的强劲发展势头，西方守成大国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矛盾和问题，试图在我“将强未强”之际遏阻、搞垮中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他们加大力度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丑化等“屠龙”战略，企图分裂、瓦解、孤立中国。尤其是一年多以来由美方挑起来的贸易战，美国政府企图以极限施压手段迫使中国屈服。其实，贸易战是表象，其实质是阻扼中国发展进步。接下来就是科技战、货币战、金融战甚至军事战。美国的目标就是一个，称霸世界，号令天下。谁挑战他的霸权地位他就整谁。尽管我们再三声明，我们无意挑战美国霸主地位，永远不称霸。但是美国不信，美国人的逻辑是：发展可以，但要在美国控制范围内发展。以能生产低端产品，为美国当打工仔，不能生产高端产品，任何方面都不能超过美国，“美国第一”。面对强国进程中这些无法回避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的终极力量，作为确保“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压舱石”，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正如《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讲，“先为不可胜”，“能为不可胜”，必须通过国防和军队建设保证先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具有和平崛起的实力与底气。

（三）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大趋势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

进入21 世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加速发展。面对这场新军事革命，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加紧军事转型，以信息化为核心重塑军队组织形态，重构军事力量体系。面对这一股改革浪潮，世界各主要大国竞相调整军事战略，纷纷加紧推进军事转型。美军在积极推动“二次转型”；俄罗斯围绕建设“职业化、常备化、精干化”军队，铁腕推进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日本加快推进军事改革，企图实现从静态威慑的“基础防卫力量”向动态威慑的“机动防卫力量”转型。英国、法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不断推进军事改革，调整军事发展方向。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巨大变化，习近平提出，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对加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目前，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同时，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6 年4 月20 日，习近平主席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对全军官兵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担起历史重任，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抓住和用好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个历史性机遇，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现代化战争作战指挥规律，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和破解发展难题，努力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在抢占世界军事斗争制高点中赢得主动，成为习近平主席思考谋划强军梦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二、实现强军兴军伟业的行动指南体现了强军与富国的统一运筹

富国与强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新时代如何处理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关乎国之兴衰、民之福祉。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只有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国防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只有把国防建设搞上去了，经济建设才能有更加坚强的安全保障。”“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是新时代实施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加快形成强大的军民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一）富国强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富强”，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傲然自立的根本。春秋时期，中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管仲率先提出了“富强”的概念。《管子•形势解》中讲，“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一个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既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为了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很少，1997年军费支出仅占GDP的1.03%，为新中国历史最低点。但通过改革开放的积累，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中国军费逐年增加。至2017年，中国国防经费预算突破1万亿元大关。但是，中国人均国防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22，日本的1/5，而且我们军费预算的2/3是用于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等日常消耗性费用，能够拿出来用于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费用是有限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兵法•形篇》早就认识到国土资源、军队数量以及战斗力之间的关系。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强国的其他要素还不完备，国家尚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关键发展阶段。建设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我国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军事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为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国家的政权稳定和国际话语权有重要影响，对提升综合国力具有杠杆效应乃至系统聚合效应。

（二）军民融合是实现富国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主席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走军民融合式道路，是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战略升华。只有发挥好军民融合对国防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支撑拉动作用，既以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又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和军队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才能实现安全与发展兼顾、富国与强军统一。

现代国防安全，本质上是靠国家整体实力支撑起来的大国防体系安全。信息时代的战争样式由平台对抗向体系对抗转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其根基已经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沃土中。面对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充分挖掘使用经济社会母体中蕴含的巨大经济、技术、信息、人才等能量，才能有效解决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用融合之力铸就现代国防安全之盾。国防和军队建设不仅维护国家生存权益，而且增创国家发展利益；不仅生产“安全产品”，而且创造“发展红利”。实现强军目标，必将推动军事高科技发展和高素质军事人才培养，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强国提供强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实现强军目标能够极大提升国防实力，并通过杠杆效应提升综合国力，产生巨大的综合性溢出效益，大大提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影响力，从而使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和一体运用，从而实现国家总体战略效益最大化。

国家战略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战略构成的有机整体。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集中布局了一批国家战略，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海洋强国战略、航天强国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制造强国战略等等，形成了一个指导国家总体发展、区域发展、各领域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体系。国家战略能力是国家组织、协调和运用内外战略资源和战略力量，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是将各种相互关联的军民力量集成为军民一体、总体增效的国家能力。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民齐者强”。发挥军民一体化的强大力量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路径。国家发展的各大战略系统，从表面上看是自成一系、彼此不同，但从实质上讲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近几年，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实践，一个以“六大体系”融合为主体支撑、以“新兴领域”融合为突破重点、以“走出去”融合为拓展延伸的军民融合发展布局渐趋成形。“六大体系”融合指的是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新兴领域”融合聚焦海洋“远边疆”、太空“高边疆”、网络空间“无形边疆”，加快形成多维一体、协同推进、跨越发展的新兴领域融合发展布局。“走出去”融合，着眼有效维护我国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统筹力量走出去，着力提升维护海外利益安全核心能力。

三、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志举措体现了大变局竞争的时代需要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和重要标志，是实现强军兴军的战略举措。习近平主席从加快推进强军进程、更好赢得我国军事发展优势的高度，发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令。基于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以及我军改革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习主席强调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回避不了的大考。军队在这场大考中必须自觉经受考验。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习近平改革强军战略思想是实现新时代党的强军目标的战略先令。为实现强军兴军布了长远局、下了先手棋，为人民军队未来制胜与发展赢得了关键一招。

（一）军队组织架构实现革命性变革

习近平主席指出，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决定军队组织功能和作战效能，是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中之重。“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的建立，实现了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的重大历史性变革，是最大的改革成果。

首先，打破了传统的作战指挥和领导管理职能合一的领导指挥体制。现代战争作战指挥的复杂性空前增长，指挥活动涉及的兵种达数百种，联合性进一步凸显，任何单一军兵种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这要求作战指挥必须超越军种界限，褪去“建用一体”时代的军种特色，根据现代作战的规律特点，构建独立的作战指挥体系，对所有作战部队和作战单元实施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了大军区体制，调整划设了五大战区，建立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建立了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的体制，切实提高作战指挥效能和军队建设效益。其次，重塑了军委机关。原来的司政后装四总部制体制不仅职能泛化，而且客观上延长作战指挥链，对实现联合作战指挥不利。新的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把军委机关改为一厅、六部、三个委员会、五个直属机构共十五个职能部门。这样调整组建，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军委机关调整组建，是整个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龙头，是这轮改革中最具革命性的改革举措，是对我军战略领导、战略指挥、战略管理体系的一次全新设计。”第三，构建了“军委——战区——作战部队”联合作战指挥链路。此次军改，健全了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了战区作战指挥机构，基本上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军委联指中心主要担负军委的战略指挥职能，战区则由军委赋予本区域、本战略方向上指挥的全权，专司主营战区联合作战指挥。

（二）军队力量体系实现整体性重塑

战争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军事力量体系的建设标准。运用精锐力量实施精确作战，成为现代战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当前，我军军事力量体系正处于机械化即将完成、信息化全面发展的初级阶段，总体上还属于国土防御型、人力密集型、陆战主导型，整体水平还落后于世界军事强国。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把部队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努力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军事力量体系”的建设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这轮军改是着眼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对军事力量进行的整体性重塑。

一是规模适度。“兵少不足卫，兵多则不胜其养。”构建军事力量体系要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出发，结合国家经济实力，合理确定军事力量的规模。我们国家块头大、国境线长、邻国多，周边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维稳任务重，军队需要保持较大规模。但是，230万的总员额是有些偏大的，还须继续“消肿”。《孙子兵法·行军篇》有云：“兵非贵益多”。此轮军改，我军再裁减30万，确定维持200万人的总规模，这是与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需求相适应的，对国家政治外交大局也是有利的。二是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把“瘦身”与“强身”统一起来，推动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压减陆军部队，适度发展海军、空军、火箭军，尤其是海军要扩大规模、大力发展，使我军军种比例适应现代作战需要。三是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纵观世界军事史，新型作战力量往往成为军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这轮军改注重将新型作战力量放在突出位置予以重点发展，加强了太空力量、网络战力量、预警侦察力量、无人化作战力量、战略威慑力量、远程投送打击力量和海上作战平台等的建设。

（三）形成成熟的中国特色现代军队政策制度体系

习近平主席指出，军队政策制度，关系官兵利益，是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队活力的重要途径。政策制度不仅在规则层面对固定改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对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积极投身改革实践，更具有深远导向意义。

一是健全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古往今来，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与一支军队的强大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军人职业没有构成相对凸显的比较优势，且各种政策制度衔接配套不到位，就会造成大量才俊投身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意愿不强。因此，这轮军改着眼提升军人职业的比较优势，在政治荣誉、薪酬福利、住房保障、保险医疗、家庭优抚等方面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和政策支持，以发挥政策制度的激励、杠杆、导向作用。二是制定更为完善的军费管理制度。《孙子兵法·计篇》对统筹军事问题提出了“五事七计”，其中的“法”指的是“曲制、官道、主用”。军备物资、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程和成效有着规制性的影响。所以在军费管理上要以战斗力为导向，切实树立“绩效为本”的管理理念，形成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反馈的闭合回路，做到需求充分论证，划拨科学统筹，用钱精打细算，用好每一个“铜板”。

新时代改革强军思想是着眼于夺取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蕴含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设计。面对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全党全军智慧，经反复酝酿、反复研讨、反复修订，精心制定了顶层设计科学、总体框架合理、内部功能链路清晰、政策机制配套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形成了既着眼现在又前瞻未来的新时代改革强军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是我军实现“弯道超车”的强劲引擎，是保持与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同步的战略布局，奠定了我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本轮廓，科学有力地引领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伟大变革与历史超越。

作者：李殿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副政委、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