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观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知，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中美之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了安全观念上的差异。但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何使中美之间求同存异、增信释疑、扩大合作、减少麻烦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分析对比中美安全观的异同点入手，探讨了影响中美安全观的主要因素及其中美安全观可能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一、中国安全观的基本架构
中国于1998年7月发表了《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在该白皮书中，中国倡导建立一种冷战后的新型国际安全关系，这一安全关系被称之为新型安全观。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各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各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应进行军事威胁或侵犯。
——各国应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
——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安全是相互的，安全对话和合作旨在促进信任，而非制造对抗，更不应针对第三国，不能损害别国的安全利益。
撮其要点：
政治上，强调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政；视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在处理安全事务时都应一律平等并享有同等的合法权利；将自身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上的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
经济上，寻求互利互惠和共同繁荣；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物质反映，并正在成为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难以彻底分割；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依赖于建立在维护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上的经济合作。
军事上，坚持自卫型国防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争端；中国的国防建设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国的国防经费，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较低水平的；中国反对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来建立地区安全秩序。
二、美国安全观的基本架构
根据美国2000年1月5日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如下：
美国要保护国内安全必须在国外确保领导地位。为了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必须准备使用适当的国家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或非国家集团，并保持与现有的安全伙伴分享安全利益。为此，美国必须慑止侵略，解决冲突，巩固地区合作，加强民主化进程，阻止对人权的凌辱，开放国外市场和处理诸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环境、反腐败等全球性问题。
美国的安全战略有三大目标：加强安全，保持经济繁荣和促进国外的人权和民主。尤以前两项为优先。
军事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美国执行国家战略和保护美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力量。
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在必要时，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单独使用武力。
撮其要点：
在政治上，鼓吹美国式的政治和民主方式；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热衷于干预或干涉不同政见国家的内部事务。
经济上，关注于扩张美国的市场和经济模式；强调无限制的贸易、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坚持以经济制裁的方式惩罚那些不顺从的国家；利用世界经贸组织优惠美国而抑止他国。
军事上，寻求军事和科技的绝对优势，其深层次的考虑是，依赖武力维护安全，依赖威慑加强安全；努力巩固由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体制和军事同盟；试图用军控和裁军来巩固美国的军事优势。
三、中美安全观的异同点
虽然中美双方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寻求保持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力图维护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共同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诸如跨国走私、贩毒和打击恐怖活动等。但是，中美双方也存在一些差异点。
1、从安全目标上看，中国为了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现代化国家而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推动建立一个各国都能共享安全和繁荣的公平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则寻求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和绝对优势。
2、从安全思维模式上看，中国从冷战后的客观实际出发，主张综合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共同安全观。美国则寻求由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单一的和同盟的安全观，这无异于是坚持冷战思维。
3、从安全措施上看，中国主张安全的可靠基础有赖于发展经济，安全的良好环境有赖于全方位的合作和相互理解，防卫安全有赖于建立自卫型的现代化的国防，解决安全争端有赖于磋商和对话。美国则惯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维护它的全球利益。
4、从安全效果上看，中国的安全观有利于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增长，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在地区内建立安全信任措施。中国的安全观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美国的安全观虽然也有某些积极的方面，但它的军事干涉主义损害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然遭到反对和抵制。
四、影响中美安全观的主要因素
地缘因素：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在地缘上和历史上与众多国家睦邻相处。因此，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安全环境，这是其自身发展的关键。美国与极少数国家为邻，东西方有两洋为天然屏障，有着良好的自然优势和安全环境。然而，受某些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美国试图控制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欧亚大陆，希冀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
文化因素：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文化，强调仁慈、平和、亲善和有序。“和为贵”是中国安全观的内在反映。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最高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价值取向是，“不战、和平、互利、共存；其核心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先决条件是，“先为不可胜”。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制约机制是，“兵以利动”、“非利不动”。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指导原则是，“上下同欲者胜”。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物质基础是，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称胜”。
——中国古代安全观的手段模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美国文化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迷信技术和实力，“天定命运论”是其文化的核心。源于这种理论，美国的一些政治领袖人物总以“救世主”自居。
意识形态因素：中国主张各国都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别国无权干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对于发展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美国对社会主义怀有成见和抵触，不遗余力地扩张美国的人权观念和民主观念，以期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
国力因素：中国的经济尽管在快速增长，但综合国力有限，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渴望获取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利用难得的和平机遇，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因此，它想利用这种优势永保它的“全球领导”地位，防止其他战略力量的挑战，建立一个所谓的泛美时代。
中美战略传统的差异点可以概括如下：前者十分重视防御的地位，后者则更加推崇进攻的意义；前者关注内部的统一与安定，后者则着眼于对外用兵与扩张；前者强调道义的伸张，后者则主张利益的争夺；前者把“不战而屈人之兵”视为用兵的最高境界，后者则把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作为最佳选择；前者奉行用兵之道，以计为首，特别重视谋略的运用和战法的创新，后者则突出强兵为要，武器至上，尤其重视技术装备的建设与改进。
五、中美安全观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中国在新型安全观的指导下，与区域内各国进一步密切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积极参与构建行之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促进热点问题的解决，并帮助一些国家克服金融危机。以上这些表明，中国正在本地区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富有建设性的角色，中国的安全观有利于地区的安全。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作为亚太地区的一极，在某种意义上，维持了该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现在，美国与区域内国家的安全合作也在加强。但是，美国强化军事联盟和发展“TMD”的做法已经引起有关国家的怀疑和警惕，这必然导致打破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之间在安全观上最大的分歧点是对国家利益认定上的分歧，其核心又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因为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各国尽然，同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美、日、英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这种分歧不会演化到中美分歧的严重程度。而中美之间尽管存在着许多合作的基础和需求，但因为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因此，总是各怀戒心，缺乏互信。美国认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必然导致对内集权，对外扩张。因此，有了“中国威胁论”一说，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而中国认为美国推行单一的“人权观”、“价值观”，必然引起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群体、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抵触和反对，从而导致动乱，甚至战争，因此，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双方提出了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上在现阶段很难实现。特别是，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在一系列事关中国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上屡屡干涉中国的内政。例如，在主权问题上，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在安全问题上，出现了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在经济问题上，美国的一些人士对中国加入WTO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频频设置障碍......。凡此种种，使中国对美国是否有诚意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而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布什和著名学者沈大维也对中美之间能否成为战略伙伴提出了质疑，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成为战略伙伴，只能成为竞争对手。中美首脑之间达成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倡议面临“空心化”甚至夭折的危险。有鉴于此，本文建议，中美双方应对“战略性伙伴关系”重新定位，并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动力。虽然，中美之间在现阶段还难以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但要把它作为一个努力方向，不能放弃。当前，要在“致力于”和“建设性”上多下功夫。战略性伙伴关系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要循序渐进。我建议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建立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关系。既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时难以调和，中国肯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美国也一时难以用其价值观一统天下，那么，就先把“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相互之间学会宽容，学会理解，学会“换位思维”，不要触犯对方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更不要激化矛盾。要学会求同存异, 和平共处。
第二步建立互补互利关系。双方之间要多寻求合作的基础，多探求利益的切合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合作求安全，力争“双赢”(Double Win)，避免“零和”(Zero Game )。
第三步建立互信合作关系。互信是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应该放到首位考虑。但因为中美双方存在利益摩擦、误解颇多，一时难以达成互信。因此，只有通过前两步实质性的接触，才能逐渐增信释疑，最终达成互信。如果中美双方真正消除了隔阂，化解了敌意，那么离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就为期不远了。
我的上述建议可以概括为，以新的“三C政策”(CO-EXISTENCE ，COMPLEMENT ，COOPERATION 即共处、互补、合作)，代替旧的“三C政策”( CONFRONTATION， COMPETITION ，CONTAINMENT 即对抗、竞争、遏制)。在这种新的安全观指导下，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里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