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是享誉中外的军事家和理论家，他熟知古今中外兵书，精通中国古代兵法，尤其对《孙子兵法》娴熟异常。早在青年时代投身军旅时，刘伯承就非常重视学习《孙子兵法》。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太行山区给部队干部讲授过《孙子兵法》。解放后他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还抽空给有关干部和教员讲解《孙子兵法》。刘伯承研读《孙子兵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学以致用。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汲取《孙子兵法》的精华活用于战争实践，打了很多漂亮仗，锻造出一套独特的用兵艺术。
一、细察“五行”，未战而先求胜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条指导战争的普遍原则，孙子的这一论断受到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高度推崇，毛泽东曾评价它是“科学的真理”。孙子认为，掌握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于正确指挥，而正确指挥有赖于知彼知己。要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了解“五事”、“七计”，在战前周密准备，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未战而庙算胜”。刘伯承在指挥作战中，充分领悟了孙子的思想，把“知彼知己”作为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而倍加重视。刘伯承为把握“知彼知己”原则，他结合自身实践，把对作战最有影响的几个要素提炼细化为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就是著名的“五行术”。
刘伯承认为，“五行”中任务是中心。只有围绕总的决心企图，来考虑研究其他四个因素，才是生动而有实际意义的。所以他强调：“指挥员给予部署的任务要十分明确，不仔细研究命令，不明确下达任务，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其次，对“五行”的了解，要以敌情为重点。刘伯承要求对敌情要仔细侦察，冷静估计，踏实报告，精密处理。他常说，打仗弄不清敌情，就是狗戴沙锅乱碰。他不论哪次作批示，开头都是讲敌情，而且分析得非常详细，对敌人的众寡虚实，动静态势，研究得很透。再次，刘伯承强调在摸透敌军的同时，必须摸透我军。他十分注意了解自己的部队，哪个部队顽强，哪个部队勇猛，哪个部队讲求战法，哪个部队敢打硬拼，他都心中有数，注意根据部队的特点来使用。另外，刘伯承把地点和时间列入“五行”之中。正确选择和运用地形是刘伯承指挥打仗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战场乃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指挥作战从来都是把战役战斗赖以进行的地形与敌我态势结合起来，一并加以研究。而对于时间，他则强调“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刘伯承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战前都要弄清楚任务、敌情、我情、地形和时间等项因素，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定下正确的作战决心。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五行”术中的五个基本要求，动静相依，主次分明，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有机整体。细察“五行”，就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上知下，把战争的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很好的结合起来。可以说，刘伯承的“五行”术思想，既是对孙子“知彼知己”、“未战而庙算胜”等要旨的创造性运用发展，更是他高超用兵艺术的集中体现。
二、势险节短，陷敌于必败之地
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里所讲的势，是指军队在作战中所处的有利态势。造势则是指通过主观的努力造成对敌人的有利态势，任势就是凭借有利态势所形成的强大冲击力打垮敌手。在孙子看来，最佳的造势和任势，应该是“势险节短”。他认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不是固有的，是靠指挥员高深的战役战术素养、稳操胜券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役战术上的深思熟虑造成的。要争取和保持战争主动权，造成强有力的势很重要。
善于“造势”“任势”，特别是善于利用“势险节短”收到奇效，是刘伯承用兵的一大特色，也是高超作战指挥艺术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刘伯承创造性地继承了《孙子兵法》，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总结概括。在实践中，刘伯承始终把握“势险节短”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并在敌强我弱的军事对抗中，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目的。其实，势不是固定的，是靠指挥员良好的军事素养，稳操胜算的指挥艺术，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在战略战役上的深思熟虑才能造成。在作战中，怎样做到势险节短呢？刘伯承认为，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作战的形式、格式。战役布势、战斗部署要力求险，作战行动要快速勇猛，战役战斗过程要短促，要使敌人的处境就像“驼子走下坡路，趋势很陡”，敌人想要挡住我军的进攻，就像抓沙子糖水，徒劳无功。
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中，刘伯承在定下“五行”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关节点或利用地形之险，使己方部队在错综复杂的战场上形成有利态势和强大冲击力，而使敌人处于不利态势，抑制其战斗力的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刘伯承常说，同强大之敌打仗，要像猫盘老鼠一样，盘软了再吃。盘的过程，就是调动敌人，促其向不利态势转化。为调动敌人，刘伯承强调诡诈之道，他指出：“政治主张要公开明确，军事行动要秘密要诡诈。”在这方面，刘伯承点子多，真正做到了“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的地步。抗日战争时期的神头岭、长生口和响堂铺等著名的伏击战，都是巧妙地通过军事调动达到“势险节短”的效果。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鄄南战役和挺进西南等，都体现出刘伯承“势险节短”的高超用兵艺术。刘伯承之所以在实践中对“造势”“任势”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源于他几十年军事生涯中苦学深钻。日军和国民党军中并非没有略懂兵法的将领，他们甚至专门组织力量研究过刘伯承的用兵艺术，可到头来还是被刘伯承变化多端的“势险节短”的指挥艺术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落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
三、趋利避害，善于机动歼敌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说的是作战要避开坚实的地方而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是孙子一个重要的思想。采取避实击虚的方法，能有效的“趋利避害”，故而能达到攻必克、守必固的目的。刘伯承打仗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关键就在于他能够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动，有效歼灭敌人。刘伯承“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用兵艺术，方法多样。
四、因敌制胜，灵活运用战法
战争中的制胜之道在于变；两军相搏，善变者胜。故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里的“兵因敌而制胜”，是说用兵打仗，要根据敌方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战斗方案，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千变万化，对敌作战的战法也必须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刘伯承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运用战法时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多变和创新，因此其战法运用变幻诡谲，神秘莫测，他用兵可以称得上“兵无常势”、“因敌变化”。
刘伯承的战法运用艺术，可以说是真正达到神奇莫测，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长期的作战指挥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他创造了从游击战到正规战，从反“扫荡”、反围攻、交通斗争到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的一套独到战法。他指挥作战善于机变，能因敌制胜，打法多样。因此，刘伯承的作战指挥表现出高度的机动灵活，没有什么固定模式。同样是伏击战，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击其惰归”，伏击退者，如长乐村急袭战斗；有的是“吸打敌援”，伏击其救者，如神头岭伏击战；有的是“利而诱之”，如诱伏香城固；有的是威胁而伏击，如反六路围攻时，汪乃贵支队就是正面假打而主力袭敌昔阳，迫敌回救而伏击。同样是口袋战术，有的“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在敌逃跑途中运动歼敌；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聚而歼之，如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同样是歼灭战，鄄南战役是巧施回马枪，而滑县战役却是猛虎掏心。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刘伯承运用战法之得心应手，真正做到了“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五、伐谋伐交，军政紧密配合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很重要的思想。在战争问题上，孙子崇尚以智谋取胜，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智谋胜敌才是上策，硬打硬拼，甚至攻击坚守的城池乃是下策，为善用兵者所不取。他强调：“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刘伯承指出，《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见军事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既要能打军事仗，也要能打政治仗，还要能打军事与政治结合的仗，要有使用军事手段实行军事打击与使用政治手段进行政治攻势的双重能力。这样才是文武双全、军政全才的指挥员，才能发挥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相得益彰的指挥艺术。刘伯承的指挥实践充分地显示了这种艺术性。
在指挥作战时，刘伯承始终是“伐谋”“伐交”并举，强调政治与军事配合总是以军事打击为主，善于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斗争手段与军事打击密切配合，对敌人施加压力。尤其是通过分化瓦解，造成敌人屈服。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我军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达成“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1945年11月，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组织了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取得了解放战争中我军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正如刘伯承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战争与政治工作，好比厨子做菜一样，不可离火。离火呢？就会吃生菜。打仗没有政治工作，也会打败仗。”这种把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运用，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的运用，是刘伯承指挥部队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是其用兵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作为“无产阶级的新孙吴”，刘伯承对《孙子兵法》的运用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结合《孙子兵法》对刘伯承的用兵艺术作初步探讨，还有许多宝贵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