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林,孙长生:马陵山与先秦兵学之渊源初探
发布时间: 2020-01-03 浏览次数: 10

一、细石器时期出现在马陵山的石簇是先秦兵学形成的种子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在中国大陆发现的古猿人化石遗址,有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有170万年前的兰田猿人,有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还有20万年前的南京猿人。而在距今50万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有四处猿人遗址,他们分别是北京周口店猿人,辽宁营口金牛山猿人,安徽和县猿人和山东沂源猿人。而沂源猿人正处在其它三处猿人遗址构成的三角地带的中心位置上。这是研究海岱地区(东夷文化地区)猿人到智人到现代人进化与活动的重要根据。

进入到旧石器晚期,在整个海岱地区(东夷文化地区)总共发现了共30处遗址,绝大多数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除在渤海湾南岸的蓬莱、长岛各一处外,其余几乎全部集中在沂、沭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自沂源、沂水以及莒南、郯城,江苏的东海、连云港内并行南流的沂、沭河中间地带与沿岸附近,位于蒙阴、平邑境内的均在沂河两条支流的上源;位于日照沿海偏东部位的距沭河距离均不远。位于新泰乌珠台的遗址,在蒙阴、平邑西北,相距也很近,这些遗址被考古学家称为“沂沭旧石器文化”。

虽然旧石器时期的猿人、智人游动性相对较大,不能说沂沭流域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就是从沂源猿人进化发展而来,但也无法找出否认的证据来,且至今没有发现外来入侵文化迹象。从遗址遗存的动物化石看,生存手段以狩猎、采集、捕捞为主要获取食物的来源方式。而不是采集、狩猎、捕捞或采集、捕捞、狩猎或捕捞、狩猎、采集。

进入到旧石器晚期,距今四万年左右时人类已进化到细石器时期。目前为止,在海岱地区总共发现细石器遗址大约150处,其中在1989年到1990年间,在鲁中的汶、泗流域的宁阳、汶上、兖州、济宁、嘉祥等地先后发现了43处细石器地点,考古学者称其为“汶泗细石器文化”。

在沂沭河流域的上中游地区的沂水、临沂、平邑、日照、莒南、苍山、临沭、郯城以及江苏东海、新沂,共发现了上百处细石器地点和遗址。其中沂水西南部就有19处,临沂市周围有近20处,以郯城为中心,包括江苏东海、新沂邻境的马陵山地区多达45处。在马陵山地区采集到的石制品标本5000多件,其中绝大多数为细石器。出土于黑龙潭、徐集、小麦城的石镞是明显的用于弓箭的制作。另外在临沂东南青峰岭、沂水野坊、龙家圈也发现有石镞。

200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皇家博物馆沈辰博士,在马陵山黑龙潭白鸡窝的细石器原探方处交错位置发掘出弓箭用的沥血石片。进一步证实了距今一万多年前驻于马陵山的古人(以下称为马陵山人)就已发明了弓箭。

弓箭的发明改善了马陵山人的狩猎方式,在没有远距离杀伤武器时,狩猎大型猛兽靠近身搏斗,即使有投矛(现代标枪模样)相应距离也较近,且手中一旦失去武器,就很难应对猛兽的进攻。而有了弓箭,则可以预设伏击圈,一些人将大型野兽驱赶至预伏地点,诸多人利用弓箭在四周齐射,造成动物较大的伤势,然后再追击,直至动物流血殆尽倒地。对飞禽则可以在不惊动的情况下射杀,大大提高了狩猎的效率,改善了人的生存条件。同时由于围猎大型动物寻找范围加大。围猎时间增长追击距离加大,故而体力付出也较明显加大,女性较之男性,就明显处于劣势状态,而恰恰马陵山出土的圆角刮削器,说明了当时马陵山人在狩猎中对一些受伤的性情温顺的动物成功进行了驯化,实行了家畜的养殖。而老年人、孩子及养殖都需要壮年人的照顾,故尔社会分工也就自然形成。强壮的男性外出狩猎,老人、孩子留守驻地从事皮毛加工、养殖、弓箭制作等工作,由女性负责照看,同时负责养殖和处理生活具体事宜。

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发展,揭示了人类从猿人、智人、现代人进化过程,是从地势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逐次下降到沂河上游下段及沂、沭河中游地区的山前丘陵地带,而后逐河而居再向外扇形扩散的。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中针对“世多谓文明起源于河流”的说法,指出我国先民实“先居山岭,后沿河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8页)

笔者曾在《郯文化丛书•郯史漫话》中讲过,弓箭和野兽驯化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除改进生产力条件,改变社会分工,保障生存条件外,更重要一个方面是促进了人口的繁衍,野兽驯化在游动状态下是难以完成的,只有相对长久地居住于一地才能完成驯化。聚居条件下人口的激增,带来的另一方面就是聚居周围的生存资源就相对枯竭。因而现有聚居地域的资源,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迁徙,寻找新的聚居地点。二是扩张现有领地,在现有聚居点的基础上,向某一方向拓展,建立分属原领地的分支聚居点。上述的历史还原会有出入,但大体不会南辕北辙。弓箭的出现,在保障人类生存进化的同时,也混杂着博弈的性质,因而也就成为兵学孕育的种子,孕育着先秦兵学的成型。

二、马陵山人向中原拓展中引发的大碰撞和大融合是造就先秦兵学的温床

中国大陆有两条大江大河,既长江、黄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为何却未称长江?其实道理很简单——环境,人类当时的生存环境,决定了生存方式和文明的产生。

长江三峡以下总的地理趋势是,要么是立壁千仞的崇山峻岭,要么是水网纵横的平阔大地,水多林密,物产丰富,无论是水生物还是植物果实或是飞禽走兽,种类繁多,获取容易。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先民生活条件相对容易。虽然江西提籣洞发现了一万年左右的人工改良水稻;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了近八千年的木船;河姆渡文化也相当灿烂,说明长江流域的先民也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在努力地发明创造,但是,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使得长江流域的先民发生部族间大碰撞的几率大大降低。

而黄河壶口以下流域的地域,大的山脉之间有较大的间隙地带。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夹杂着大量的泥沙冲击而下,湍激的水流借助中国地理条件上西北高东南低、西高东低形成三个阶梯的特点,在山脉间横冲直闯奔腾东下,经过一段时间,原有的河床被淤积堵塞故而被迫改道。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夺济水而入海,这也是到尧舜时期洪水泛滥需要治水的原因。

马陵山人发明了弓箭和野兽驯化,大大改善了生存条件,加速了人口繁衍,同时也带来驻地资源相对枯竭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迁徙、拓展。在迁徙和拓展的过程中,势必与原驻聚的部族发生冲突。人类和兽类同样都有领地意识,为领地的安全与外来部族的战争势在难免。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在农耕社会未到来之前,黄河的泛滥使大片的平原地无法居住,而当时先民以狩猎或采集为主以捕捞为辅的生存方式,只能选择既近水又相对较高的台地聚居,且这些台地要么是相应的独立丘陵,要么为条形多个相连或间歇相连的丘陵。大家打开地图不难发现,在海岱(东夷)地区,现在仍叫丘或陵的地方相当多,这就是当时先民聚居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生存的保障,因而也是双方部族争夺的重点。当然谁的装备先进,谁就可以赢得胜利。马陵山人手中的弓箭,既是狩猎的工具又是争斗的利器,自然会在争斗中占据上风。在奴隶社会时杀死对手是最普通的事,最起码殉葬一直沿袭到战国,个别陪葬现象沿袭到汉时。在进入奴隶社会之前的氏族公有制社会是什么样子?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打败以后是制服,制服的手段通常是对首领的制服,这从兽群的争王可见一斑。战胜对手、杀掉敌对的首领,将对手部族纳为奴隶应是当时最普遍的征服方式。

征服一个部族,得到一块新的领地,占有人口资源、野生资源,但仍赶不上人口快速繁衍的速度。再向外拓展扩张势在必然,扩张必然碰撞,这样的碰撞在整个新石器长达7000年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停歇过。正如恩格斯所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保护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卷第112页)宋人罗泌描述说:“自剥林木以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路史•前纪》卷5)。《逸周书•尝麦》记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二帝)。乃设建典,命赤帝(炎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这段是描述蚩尤战炎黄的事情。可见战争是人类集群利益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而集群利益最初的要点是生存环境。

从山东考古谱序的顺序看,后李文化存续于距今8500到7500年前。其上限可达距今9000年甚至更早,下限延入北辛文化早期。而北辛文化存续于距今7300——6100年间。而近年也有学者依据王固遗址类型将其提至距今7500——6300年(或6200年)间。大汶口文化大致年代存续于距今6100——4600年间,又分为早中晚期。其早期6100——5500年间,中期5500——5000年间,晚期5000——4600年间。而紧接着的龙山文化,其上限紧接大汶口文化晚期,其下限已伸入夏朝早期。在海岱地区,依据考古发现,在北辛文化时期,虽然有就地堆烧的原始陶器出现,且陶器多为釜、罐、壶、碗、匜形器、缸、盂、镂等。骨器有镞、镖、匕、锥、笄、耜等。通过这些器形可以看到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子,但生存手段仍以狩猎、捕捞、采集为主。而到了北辛文化时期大量的磨盘、磨棒、石镰、石刀、石锛、石铲,特别是石铲占比较大。陶器出现夹砂陶、灰陶、慢轮制陶,带支脚的陶器明显增多。网坠、纺轮等工具大量出现等现象说明,农耕文化已较为普遍。粮食作物加工与煮食工具说明生存手段已转换为农耕、捕捞、狩猎、采集的顺序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后李和北辛文化遗址在整个临沂市辖区内尚未发现。但北辛文化遗址在沂沭河中下游流域则有多处,而大汶口文化遗址则遍及沂沭河流域全境。这种现象不能说明马陵山人向外迁徙,连少量的族群都不留下。而靠近沂沭河中下游的北辛文化遗址又明显地是海岱族群,而向外拓展的马陵山人,或者说海岱族群最明显的特征,善射、善养殖、会捕捞,都体现在五帝时期中原族群中。这只能说明东部马陵山人的族群在向外拓展中,虽与其他部族争斗,也实施杀戮,但也发现与之争斗部族有许多特长如农耕技术等,这就使得善于发明创造、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马陵山人很快地和当地部族融为一体,这种不断地碰撞又不断地融合,形成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到五帝初期的大融合大联盟。各部族间的先进技能得以充分发扬光大。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被初步掌握,因而产生出伏羲八卦。以黄帝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利用马匹的速度战胜蚩尤,使战争样式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学中得到证实。凡5000年以前的遗址,中原和海岱地区都无马骨,而其后则有之。这种碰撞与融合直到先秦兵学的产生仍未停止。

上述的两个方面,碰撞和融合是由马陵山人向外拓展引起,而东夷、西戎、北狄三大部族汇集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大碰撞和大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母亲河为黄河的传说,也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其中,各种碰撞给后来的兵学文化奠定了基础,积累了认识,形成了理念,直至兵学文化的形成。

三、两代孙子战马陵的前因后果

先秦兵学是由兵书战策、用兵理念、兵学实践构成。自马陵山人发明弓箭起,到战国结束,经历近万年的时空。而完成其完整的体系,却集中于周朝的825年之中。自姜太公的《六韬》到尉缭的《尉缭子》,大致有《六韬》《管子》《司马法》《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其中《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在宋时定为《武经七书》(另两部为《李卫公问对》《三略》),成为兵学必读之书。这些著书人中,姜子牙为东吕乡和棘津(今山东日照市东约二十里处)人;司马穰苴、孙武、孙膑均系舜之后人,先封于妫水,后为陈国之君。其五公子完为避内乱入齐,改姓田。司马穰苴为其裔孙名田穰苴,而前523年齐景公时,田氏因战功被赐孙姓,封采邑乐安(今山东惠民),故孙武、孙膑姓孙。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韩集乡)人。只有管仲是颍上(今安徽阜阳市颍上县)人,尉缭为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但管仲、尉缭出生地都在狭义的东夷圈之内,且管仲事齐数十年。尉缭其尉非姓,而是秦始皇封其为国尉(相当于国防部长),故称尉缭,其事秦也以征战中原为主。

上述的问题只是说明先秦兵学所以是东夷圈内的人书写,其耳闻目睹和亲自实践也大都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战争有关。因为这片地域,从上古至今战争就未停息过。日积月累,历代相荫,才使有心人在不断的分析、比较、总结、对比中悟出战争的真谛。例如《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很难说不受伊尹“用间”理念的影响。而孙子的“慎战”理念,并非孙武一人提倡,孔子在其《论语》中也透出“慎战”和足食、足兵、民信的战争观。像《墨子》中“有备无患”的理念和孙子的“先为不可胜”思想异曲同工。而荀子的王者之师必须“大化至一”的论述与孙子的“上下同欲者胜”,有着内在的丝丝关联。至于战神蚩尤的“勇”、曹刿的“察”、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为道,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等在先秦兵书战策中都可以找到身影。所以说著书者是生于战争多发之地,处于战争博弈之中,悟出了对抗之道。他们用心汇集了历代战争的总结和诸多学说的理论依据,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形成了典籍。这是先秦兵书生成的基本原因。年龄稍大点的可能还记得儿时玩游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多,有电视、平板、手机可玩,那时候有一个土(沙)堆就可以玩“占山”的游戏。即先由一个孩子占领土(沙)堆顶端,而后高喊我的高山不兴(准、允许)上,上来就打仗(开战)!下面数个孩子从四面八方向上攻,谁将原来在堆顶的孩子推下来,谁即占在堆顶,尔后从头再来。这种游戏实质是上古传下来的争丘战争的演变。在这样浸透着博弈基因的土地上,不生成几个军事家、战略家那一定是奇怪的事情。这就是先秦兵学生成的基本原因。

但是为何两代孙子都把战场选择在马陵山上?在历史上,孙武于公元前512年采取“以迂为直”的策略,偷袭了位于马陵山的钟吾国(今江苏新沂市南约4km马陵山上)和徐国(今江苏泗洪大徐城)。扫清入郢作战翼侧的敌人,为入郢作战打好了基础。而百余年后,其裔孙孙膑也依托马陵山,先“以物示形”用退兵减灶之法引诱庞涓弃其步卒率其轻锐,倍日兼程逐之;尔后用“以战示形”的方式在孙塘至望海楼一带马陵山上“龙随陈伏”筑垒抗敌;尔后又在禹凿山口以北的丘陵地上“以疑示形”用“削疏明旗”之法摆开疑兵阵退滞魏军行动;最后用“以溃示形”之法“禅䄆蘩避,所以莠桑也”,引诱庞涓率轻锐之一部进入“隘塞死地”,万弩齐发,歼灭庞涓及所部,而后汇同田忌在马陵地域围歼了太子申所率10万大军。

两代孙子选择马陵山作为自己兵学理论的实践地,是因为马陵山地域的特殊地理关系和两位孙子都熟悉马陵山的地理地形。

马陵山为太沂山脉的余脉,成南北走向,这与中国大陆大部分山脉东西走向不同。沂沭河夹马陵山由北向南并行,形成了沂沭河冲击平原,马陵山最高海拔184.2米。南北自穆陵关蜿蜒南下直到江苏宿迁达百余公里。其最宽处达5公里之多,比高一般在10~120米以内,为典型的丘岭地。上古时马陵古道就是南北通衢,自东海边向西恰为鸿沟支流荻水(泗水到蒙县——今河南商丘北)、汳水(即丹水,自蒙县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和南侧与其并行的鸿沟支流睢水,这两条东西向的河流间有上古时的东西古道,始皇东巡曾走于此道。故尔郯城马陵山为《孙子兵法》所述战略地理关系中的衢地。

孙武入吴是为避齐国田、鲍、栾、高四大家族权力之争的内乱于公元前532年(齐景公16年)由家人护送经穆陵关走马陵道入吴地的。当然孙武越过穆陵关即已脱离齐国,就不会因避乱而急匆匆地逃命。何况当时田、鲍二家族战胜了栾、高二家族。期间,孙武作为秘密传递信息之人曾参与之中,之后为不使齐景公晏婴抓到把柄而出走的,故孙武应知内乱大致结果。出了齐境当然不会急迫地赶路,自然会对马陵山这种特殊的地理地形进行判读和研究。在其十三篇中对战略地理、战术地形的利用阐述得十分精到应当得益于对马陵山的地形研究。孙武入吴到公元前512年通过伍子胥向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又经过吴宫教战的测试,吴王深知孙武为将帅之才,故拜为将军,成为入郢作战的前期准备的总指挥。而附庸楚国的钟吾和徐国,又是吴国前王僚同胞兄弟掩余、烛庸的姻亲国,僚被专诸刺杀时,恰值掩余、烛庸带兵在外而幸免,二人奔姻亲国避难并协助两国训练军队准备伐吴复仇。而钟吾、徐国的位置在吴之北。如吴西进攻楚,钟吾及徐之军队可侧击吴军,故吴王阖闾听从了孙武的建议,先清侧翼隐患。钟吾、徐国灭后再清除之周边附庸,舒(今安徽卢江县西南)养邑(今河南沈丘县东南)而后采取疲楚的策略策反桐国(今安徽桐城县北)。然后又使舒鸠氏(今安徽舒城县境内)引诱楚师出击,乘楚令尹襄瓦东征屯于豫章(今河南潢川东)之际,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大破楚军攻占巢地。至此,淮河北岸的楚军势力一扫而光,楚军士气也遭受严重打击。尔后将吴军编为三队,轮番骚扰楚国。经六年之久,完成了战略准备。公元前506年,吴军千里迂回,奔袭楚国,在柏举大败楚军,尔后,攻入都城郢城。

孙子把对钟吾之战,作为六年准备的首战,是精心筹划、果断实施的结果,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作战时间很短,但首战必胜,以迂为直,奔袭作战拿捏得恰到好处,体现出孙武高超的战略眼光和严密的组织指挥技能。

打下钟吾、徐国既保证了入郢作战的侧翼安全,又占据了八方通衢的战略要地。北可与齐、鲁、宋等大国沟通,西可达晋国之境。在战略态势上占据了积极主动的地位。

而公元前341年的齐魏马陵之战,则是孙膑归齐后对魏的第二次大战。孙膑深知魏国的“大胜并莒”,不失为很好的战略方针,一旦成功,则可对齐构成半月形包围圈,对楚构成宽大的攻击正面,而对秦则加大了战略纵深。西河之地失去了盐都可以用郯、莒之地的海盐得以补充。且郯、莒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铁矿,而土著居民冶铁、煮盐、养殖、农耕技能十分娴熟。同时,公元前350年的桂陵之战已使庞涓有所警觉。魏惠王迁都大梁后修鸿沟,其丹水、睢水均可通达泗水,进而通达骆马湖。同时准备国内10万众,就是为“大胜并莒”做准备的。马陵山的地理地形条件,在随鬼谷子游学时已掌握得十分清楚。担任齐国军师后,更是在马陵山上安营扎寨练兵备战。同时对师弟庞涓急于求胜、自恃魏军经吴起方法训练的武卒战斗力十分强悍,心里十分清楚。齐若借助魏攻韩之机,兵锋又如桂陵之战一样,直指大梁。突然出现在大梁附近,魏惠王则来不及细想,定会急令守城、调兵,按预案在大野泽一带断齐军之退路。召庞涓回师会同太子申率大军,沿水丹一线追击,歼敌于丹水、睢水间的平原地带。进而乘胜挥师并郯、莒。孙膑之所以采取忽然出现在大梁附近,没有像桂陵之战时“示之疑”“示之寡”“示之不知事”“示之败”正是计算过魏惠文王心理和处置措施,计算过庞涓由新郑回师和太子申合兵的距离时间,以及沿丹水东撤被追赶上的距离时间等等。把地点、时间、人物、心理毫无遗漏地计算清楚,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天衣无缝。如锅灶的处理,第一天挖10万人吃的灶,第二天挖5万人吃的灶,第三天挖3万人吃的灶,且每灶位置、间隔距离、地形利用和挖好后必用柴烧,且残留下的饭渣、菜叶做得十分逼真因而才能让庞涓上当。而当庞涓进入“死地”时,孙膑又以魏军举火为号,万余善射弓弩手万弩齐发,可见地形、兵士的技能、引发的信号,都达到了极端细微的程度,才使得这次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孙武、孙膑借助马陵山地形,把握战略博弈的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在具体细节上,又做到精益求精,以战术上的胜利保证战略上的达成。这正是先秦兵学中最为精妙而又最难把握的一点。从这两场战斗看,两代孙子都做到了,且做得十分完美,这正是我们借助马陵山读懂先秦兵学的要旨。


【参考文献】

[1]栾丰实著《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2]王志民、张富祥著《齐鲁文化通史•远古至西周卷》,中华书局,2004年12月版。  

[3]赵承凤著《齐鲁兵学》,济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4]柳诒徴著《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南宋)罗泌著《路史•前纪》(卷5)。


(作者:韩明林,男,郯城县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孙长生,男,郯城县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