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社会急剧动荡的春秋战国是一种普遍的情形，齐国作为当时的大国对军事尤为重视。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22至前244年间，由齐人掌握主动权、发生在齐国境外的军事活动多达173次，齐国军队曾经进攻过的国家有30多个。齐国800余年连续不断的军事斗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孕育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如姜太公、孙武、匡章、司马穰苴、孙膑、田忌、田单等。产生了不少流传千古的军事著作，如《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兵学。其中，慎战思想就是齐国兵学文化中极具特色和军事价值的重要观点，它内涵丰富，极富哲理，对我们今天的战争观有很强的历史借鉴价值，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战争观是人们对于战争的基本看法及人们对于战争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人们对战争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喜欢战争，一概地肯定战争，将武力解决问题放在各种可供选择方式的首位；二是厌恶战争，一概地否定战争，在实践中表现为要么不重视国防，忽略军事准备，要么就害怕战争；三是既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发动战争，又积极对待战争，不被战争所吓倒。齐国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指挥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普遍持有慎战的思想，这构成了齐兵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即战争观中的慎战思想。

一、充分认识战争重要性是慎战思想的前提

慎战思想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慎重地对待战争，二是积极地对待战争。积极地对待战争，首先就必须要正确认识战争在国家中的战略作用，只有对战争的作用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定位后，才会有好战、恶战或慎战的态度。如果对战争的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不重视军队建设或战争准备，没有军事实力作基础，战争观或对战争的态度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对战争重要性的认识是慎战思想的前提。

春秋时期，中原诸国兼并争霸，战争连绵不断。据《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 可见，当时战事之频繁、争夺之激烈。齐国的军事家从各国的兴衰灭亡中对战争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把战争和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紧紧地联系起来。齐国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充分认识到国家一旦诉诸战争，不但国家在经济上要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管子•参患》也说：“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 把军事看作安国尊主之经，视军队为安国尊君的根本；认为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凡对外征伐暴国，对内镇压坏人，必用军队。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废止军队无力征伐暴国，必然丧失国土；不能镇压坏人，国家一定会出现混乱。管仲认为，废止军队的议论，是为政九败之首 。所以，齐国的军事家对军队和战争作用的认识是极为充分的，将其提到了事关国家生死存亡、涉及国家政权能否稳定的战略地位来考虑。

齐国兵学对战争作用的认识，也隐含了当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的内容 。虽然它没有上升到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的高度，但他们对战争作用的重视程度不仅有朴素的合理因素，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尤其对中国战争观具有深远的影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与齐国军事家们对战争作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

二、对战争危害性的认识是慎战思想形成的原因

对战争重要性的充分认识，直接的结果就是重视军队建设和战争准备，进而就会拥有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当的强大军事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但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使用的原则不同，则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一味恃强用兵，就会导致军国主义，最终人亡国破，如二战时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而制约军国主义出现的重要因素，就是对战争危害性的正确认识。齐国的军事家们正是对战争的危害性有了充分认识，才形成了慎战思想。

《管子•法法》指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 。”就“贫民伤财”来说，《管子•八观》作了具体的分析：“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 即是说，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而又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饿死之人；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再没余粮，人民就会有卖儿卖女的。因此，如果不顾国家实力，过分发展军备，就会出现路有饿殍、民有卖儿卖女的景象，从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用兵之害更大，《管子•参患》说：“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 即一战的费用，要耗费几代人的积蓄。从“危国忧主”看，《管子•幼官》认为“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 。所以，《管子•重令》向统治者提出了警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 国家到了人众兵强时，一旦勤于兵必然病于民，因而稍有不慎就会走向危亡 。正是充分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性，《孙子兵法•火攻篇》中才有“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的主张。孙武反复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只有慎重对待战争，才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重要原则。《孙膑兵法•见威王》更直截了当地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 。齐国军事家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的复杂性，反对轻率鲁莽，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慎”字。

慎战思想是齐国军事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也是对战争的人性化思量，不崇尚武力，也不迷信使用武力 。齐国的军事家正是由于对战争的危害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才形成了慎战思想。可以说，齐兵学中的军事思想摒弃了黩武主义，采取了重视战争但不好战的战争观。齐国名相晏婴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八》） ，“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五》） 。不仅理论上如此，齐国在军事实践中也遵循了这一慎战思想，能和平解决就不诉诸武力。如齐、宋、陈、蔡等国在北杏开会，齐国就不带兵车，带头开成了“衣裳之会”。秦汉以降，后世的军事文化对这种传统思想的继承是很明显的。中国爱好和平，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中国的不称霸思想等等，尤其在解决有可能引起地区大的动荡的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上，一直坚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这些战略思想的确定，无一不隐含着齐兵学慎战思想的理论脉络。

三、“全胜”是慎战思想的根本目的

慎战思想的形成是因为战争不仅有贫民伤财的直接危害，而且还存在着危国忧主的潜在危险，但慎战并非放弃战争，慎战的目的是要做到：民不伤、主不忧、国永固。也就是说，慎战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国家的最大利益，这种慎战的目的性在齐国的诸多军事名著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 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由此可见，孙武并不崇尚武力，也不是一个好战分子，他并不赞成非用战争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可。他所欣赏的是不交战而使敌人屈服。他认为即使真能做到百战百胜，也不是一种最佳选择，最好的办法是敌我双方都没有伤亡，但又能达到己方的战略目的。这种不采取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手段使敌人屈服的战略，被后人称为“全胜战略” 。

至于不用军事手段如何使敌人屈服，孙武专门作了阐述。他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兵法•谋攻篇》） 在《孙子兵法》中，“屈人之兵”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军事手段，另一种是非军事手段，并主张以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是上上之策。这说明，慎战思想始终贯穿于孙武的整体军事思想中。齐国的军事家管仲对此也有论述，如《管子•幼官》中“至善不战，其次一之” 。即最好是不需要作战而定胜局，其次才是一战而定。《管子•兵法》说：“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 管仲对战争全胜观念与慎战思想是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的，认为全胜是作战的目的，但前提必须是战而胜之，且国不败、民不贫！在慎战思想中，避战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求战行动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国家的战略目标，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全胜”理论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慎战思想在本质上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全胜”。

四、慎战思想中“战”的动因

慎战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国家利益的军事思想，其中的“慎”是有条件的，“战”也是有理由的。尤其是对为何而战，齐国兵学文化中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都主张为“利”而战；二是以管仲学派、孙膑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家，都主张为“义”而战。这两种观点对今天的军事战略制定和军事斗争决策都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孙武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在孙武看来，发动战争与否的关键是看是否有“利”，也可以说功利主义是其战争观的基点。孙武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兴不兴师，致不致战，就看对土地的扩张和对人口及财物的掠夺利大还是利小。这种战争动因的认识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值得借鉴合理性一面。如现在各国都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来制定本国的军事战略，就不能不说部分暗合了孙武对战争的观点。

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变法图强，由于封建统一战争已逐步成为当时战争的主流，这一时期齐国的军事思想家吸收儒家、墨家“义”的观念，开始关注战争的性质，将战争分为“义”与“不义”两类，并强调“义”对决定战争胜败所起的重要作用。《管子•七法》指出：“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 胜敌之理在于“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管子•霸言》） ，“尊王攘夷”。认为“行义”必能“立于胜地”，“不义”则会在战争中失败。“胜敌有理”，“有义胜无义”。相反，军队强大，士兵勇敢而不义，则会“伤兵”“残兵”，这种军队在战争中肯定要失败的。“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法法》） 即使偶尔侥幸获胜，也未必是好事：“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管子•问》） 总之，在齐兵学中，战是最后选择，前提是“非危不战”；至于动因是应该先合于“利”，还是合于“义”，都有其存在的道理。我们今天的军事斗争，由于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统一的，所以我们“利”本身就是人民拥护的“义”。但在某些情况下，“利”与“义”的观点，对我们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对内战争要以“义”为先，对外作战则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五、慎战思想的现代价值

慎战思想是齐兵学中的重要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价值不仅限于传统文化研究范畴，对今天我们军事斗争准备与实践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慎战思想是慎谋保国之策；二是“非利不动”原则的实践价值；三是“利”与“义”两种战争动因辩证关系的借鉴意义。

首先，慎战思想是慎谋保国之策。因为“兵凶战危”，战争的破坏作用和对国家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慎战思想在当今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不能慎重地对待战争，动辄就想言兵事，并非国家之福。现在我国尚有多处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国家也没有完全统一，不争一时之气、不逞匹夫之勇的慎战思想就显得尤有针对性。因而，我们国家在解决许多问题上的思路和创新之举，如“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创立和应用、“和平统一”思想的提出等等，实际上就是当代的慎战思想。由此可见，齐兵学中的慎战思想，不仅仅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当代我国军事思想的渊源之一，其现实价值不容忽视。

其次，“非利不动”原则的实践价值。“非利不动”从理论上讲有其合理的一方面，但不能将其绝对化。齐王田建六年，秦国攻赵，当时赵国粮草匮乏，于是“请粟于齐，而齐不听”。当时齐大夫周子对齐王说：“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战国策•齐策二》） 齐王不听，结果赵国灭亡，唇亡齿寒，终于导致齐国的最终灭亡。而齐国弃赵不救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自己节约粮食。这时“非利不动”在齐国已经走上极端了。这时的“利”不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成了私利和唯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美国的基本判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解放军长期作战疲惫不堪，加上装备简陋，除去虚声恫吓，将无力介入朝鲜战争。应该说，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一旦参战，不仅会影响国民经济复苏的速度，更有甚者会动摇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表面上看，这时出兵参战极为不“利”，但对于国家而言，实有长远利益。抗美援朝，也是大义之举。所以，开国领袖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毅然选择了抗美援朝。这种避害即为趋利的观点，也是“非危不战，非利不动”原则灵活运用的一种模式。

第三，“利”与“义”两种战争动因辩证关系的现实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正义战争必胜，非正义战争必败。但在实践中，正义与非正义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在危而必战时，为何而战或者说发动战争的出发点是利还是义的选择就成了一个问题。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美国到底是为利而战还是为义而打？美国的解释是为义而打，为的是解放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人民，但从国际法原则来看，这种“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实，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齐国兵学中提出的“义”与“利”的战争出发点，只有客观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和认识问题，才能把握其精髓。

齐兵学慎战思想的丰富内涵，对我国现阶段的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战略选择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尤其是我国对待台湾问题的态度上，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但绝不放弃必要时以武力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其实就是当代慎战思想的新阐释。

（作者：张越，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