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发布时间: 2016-11-07 浏览次数: 3

       平时有人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老是失败,没有什么军事辩证法思想可言。”对这样的说法,我不能认同。
       讲孙中山,先要讲历史辩证法、军事辩证法。
       历史辩证法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识历史上的人与事。孙中山一生做过许多好事,说过许多好话,这是主流。我们应该抓住这些,大力宣传。在今后,我们的事业越是发展,越要宣传孙中山。
       军事辩证法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建设等基本问题的辩证认识,是对军事实践中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它就是“军事哲学”。它涉及到关于战争观和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涉及到关于战争指导、军队建设和国防等军事实践。中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悠久、从未断线的宝贵军事思想,体现着中国特有的军事智慧。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宝库中、甚至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军事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在对军事辩证法的认识上,他说:“就中国历史来研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哲学是孙子创立的,其十三篇不仅是兵书,也是治国之书,可以应用和扩大到经济、政治等许多领域。在对武装革命、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甚至外交斗争的看法和处理上,他的论述和做法极富时代特色。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成绩更加辉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学习。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军事实践中,产生和形成了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认识和处理各种与军事有关的问题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观点,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从中汲取宝贵的营养。在这里,仅对其主要内容作一些简略叙述。
       革命斗争与“以战止战”
       孙中山的战争观与他的革命观是紧密相连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他早年曾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清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试图通过改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挽救民族危机。1894年6月,他上书清政府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实权人物李鸿章,“直陈时事”,希望清政府改革教育考试制度,改良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业,以图富国强兵。然而,李鸿章根本不予理睬,当时日本步步逼进,清政府欲向日本妥协。上书碰壁后,他看清了清政府的嘴脸,认识到“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走上了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从而放弃了改良的幻想。1894年10月,他来到了少年时读书的地方檀香山,11月创立了兴中会,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开展反清斗争。1905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权地权”为其纲领和奋斗目标,明确提出要通过武装斗争来完成其政治目标。到1910年,这种思想更为坚定。他说:“中国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垂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这充分表明此时的孙中山已完全树立了通过革命斗争推翻清政府的思想。
       怎么斗争?他主张用暴力手段,“以战止战”,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在为一本《战学入门》的书作序时写到:“战争之祸,于今尤烈”,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虞,“欲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有不得不以战止战也”,从而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路。至此,孙中山以战止战即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战争观正式形成。
       在他的军事实践中,一直把武装斗争放在重要位置。先是武装反清,多次举行武装起义,有时亲自参战;后是武装反袁,领导“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主张“先发制人”,“以息战祸”。他虽然没有制止住军阀混战,但一直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不止。他虽然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但并不好战。他一直向往国家的和平统一,长治久安,多次谈到战争的根源在于“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要解决中国问题,不得不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从最终结果看,经过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并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道路。经过他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从这些方面看,确实达到了“以战止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失败与成功
       人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很辩证。意思是失败中包含有成功的因素,坚持下去,总会获得成功。孙中山走的革命道路,经受的困难和挫折,非常复杂,充满了辩证法。不仅有失败,也有成功;成功了,又有失败;失败了,又有成功。反复曲折的实践,反复证明了这个道理。
       他在擅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就开始筹集军费,准备进行反清武装起义。1895年1月回到香港,来往于港、粤之间,联络地方防营、水师、会党、“绿林”和游勇等,决定在当年10月26日举行广州起义。但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被清政府发觉,加上香港英国当局向清政府两广总督告密,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开始就被镇压了,许多人牺牲和被捕。这是他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但这也是“孙中山战争事业”的起点。从此,直到1911年12月,前后有16年之久,他被清政府通缉,一直流亡在国外,为革命事业进行艰苦的斗争。
这次失败的教训是:不能单纯军事冒险,一定要发动群众。接着,在这16年中,依靠华侨、广东的三合会、湖南、湖北等地的哥老会和江西、西南边境的人民群众,以及广州、武汉的新军,先后发动了惠州三洲田、湖南江西萍浏醴、潮州黄冈、惠阳七女湖、钦州防城、睦南关、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广州黄花岗、安徽安庆、四川泸州成都等1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革命形势的高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广州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影响很大,林觉民等72烈士的英雄壮举,使人一生难忘,在中国永世流芳。这些都充分说明:失败只是斗争无效,不是斗争不起作用。客观地、辩证地看,这些起义孕育了许多成功的因素:它们在政治上、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毁灭性的打击,极大地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激发了革命精神,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准备了条件。
果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了,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打倒了,全国人民拍手称快,兴高采烈。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破天荒地建立了共和国家,埋葬了封建君主制度,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是,成功只能说明这次斗争有效,不能说明今后的斗争必然胜利。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向袁世凯妥协,把政权交给窃国大盗,以一纸“临时约法”来约束军阀,甚至以军阀打军阀,这就埋下了祸根,不可能继续进行成功的事业,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革命党与革命军
       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没有坚强的革命党,没有掌握在革命党手中的坚强的革命军。当时,南北大小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指使下,互相攻打,争夺地盘,到处响着军阀混战的枪声。特别是广州革命阵营内部陈炯明的反革命叛变,几乎陷孙中山于死地。他只好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看到的是烽烟遍地和民不聊生的情景,黄浦江上帝国主义的军舰和轮船横行无阻,黄浦公园入口处的牌子上写的是“中国人、狗和自行车不准入内”的字句。他面对此情此景,忧心如焚,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在绝望里,他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孙中山十分兴奋,给他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工农革命动动的蓬勃兴起,更给了孙中山以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他对过去屡次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认识到没有坚强的革命党,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党掌握的革命军,就不可能有坚强的、真正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
       要救国救民,就要加强革命党的建设。早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和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他就为革命政团规定了明确的反清目标。       1912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以实现“政党政治”。但国民党成员复杂,组织涣散,没有战斗力,于是决定重新建党。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坚持反袁斗争,恢复共和。但提不出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仍然处处碰壁。20世纪20年代初,在孙中山彷徨苦闷、极端困难的时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帮助他健全中国国民党,向他建议:“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这些话正说到他的心坎里。他虚心接受这个建议,采取“以俄为师”、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增添新鲜的革命血液,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在晚年,他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异样的光彩。国民党也成了有力量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
       要救国救民,就要加强革命军的建设。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就决心采纳苏联红军的经验,着手建设真正属于党的武装力量。在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对旧军队的改造、海空军的建设、党和军队关系的处理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论述和新的举措。
       对于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早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他就提出了建立中华国民军的方案,确定以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为建军宗旨;规定“国民军起立军政府,实现同盟会政治纲领为军队的任务;明确军队与国民的关系,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戳力,以尽责任。”“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这些都表明,他要建立的革命军与过去的旧军队不同,他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实现政治纲领、保卫民国政权的军队,为国民服务的军队,使国民党真正拥有自己的军队。
       对于旧军队的改造,他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主张以革命主义宣传感化旧军队。武昌起义之成功,就是因为驻武昌的清朝军队,“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他要求党员自己首先必须明白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再去改造旧军队;他在旧军队中派出党代表,设立了政治机关。执行这些规定的阻力虽然很大,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还是在军队中初步确立了起来,成了革命军区别于旧军队的主要标志。
       对于军兵种建设,他认为要确保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必须依赖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他特别重视海军和空军的建设。思想上总认为“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势者,其国力常占优势。”为了改变中国海军落后的状况,他提出“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主张从舰械构造、人才培养、军港建设三个方面加强海军近代化建设。他还主张为保卫中国领空不受侵犯,必须建设空军。指出“飞行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应以之装备中国军队,建设一支近代化的航空队,并发出“航空救国”的号召,要求国人努力发展航空事业。
       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在处理革命党和革命军的关系上,极力主张建立党军(国民党控制军队的领导权),提出“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指导思想,并倡导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发动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他依靠工农的力量,在广东组织了农团军和工团军,对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转变。这些都是近代建军史上关键性的突破,他把处理革命党和革命军关系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军人素质与军人教育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认为革命军人必须受“非常之军人教育,即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提出了武器和精神比较,精神尤为重要的观点。“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从这里看出,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非常明显,很有特色。
       他要求每个军人都要具有智、仁、勇的精神要素,树立“替主义去牺牲”的人生观。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提倡军人要做到“智、信、仁、勇、严”。孙中山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特别强调“智、仁、勇”三条,并逐条加以解释。所谓军人之智,为“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认为“军人之智,以合乎道义为准。”这就把智与德联系了起来,丰富了智的德性内涵,要求革命军人须“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好革命事业。所谓军人之仁,“实行三民主义,以救国救民为仁”,认为这是军人最高的道德情操。所谓军人之勇,就“在夫成仁取义”,“不宜畏死”,以自己的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
       这些精神要素怎么才能树立起来?他强调要创办军事学校,搞好军人教育。早在国外流亡期间,他就有了“立学校以育人才”的思想,并进行了创办军事学校的尝试。到了晚年,学习苏联,他的办学思想、宗旨、方针更有了质的飞跃。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把“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作为办校宗旨,并亲自制订了训词,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机关,赋予党代表与军事长官等同的权力,选派忠实可靠的人担任政治部主任,把军校置于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军校成为培养军政干部的摇篮。军校实行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并重的教育方针,使学生“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要向什么人放。”孙中山亲临军校演讲。国共两党知名人士廖仲凯、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的被聘为军校政治教官,有的被邀请为特别演讲人。他们讲解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思想,进行革命精神和纪律教育,以此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战斗力和为主义奋斗的自觉性。
       孙中山以他们为骨干,组织革命军,规定军队成员要从“广东的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中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这是一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每连的军官中有近半数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为建立坚强的、真正的革命军打下了基础,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基本力量。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孙中山认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紧密联系的。经济是国防之基,民生是国防之本。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前提,强大的经济是国防的后盾。同时,经济建设必须贯彻“军民两用、平战结合”的原则,大力发展与国防有关的实业。
       他的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都包含在他的《实业计划》中,而各种实业措施都与国防有密切联系。《实业计划》是为中国富强、大力开发中国富源、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使中国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庞大建设计划。它包括修筑海港、扩建全国铁路系统、开浚运河、开发山西煤铁矿源、兴建钢铁厂、蒙古新疆移民六大计划。孙中山强调,沿海港口建设要与海权重镇相联系;铁路要分区建设,六大铁路的起止点和延伸线路要与国防战略要塞相联系;发展全国交通、疏通河道以联络南北、开发矿源、兴建工厂、移民实边等都要从国防安全考虑,要符合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这些观点反映了他辩证思维的智慧,深远的战略眼光,也反映了他对国防建设规律的探索和把握。
       难能可贵的是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他主张采用国有方式或委诸个人、或借助外资人才和外国技术,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网、一百万英里的公路网、兴建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巨大的海港以及许多新的商埠。在吸收外资建设这些实业中,他特别强调主权必须操在中国人手里,“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外,他还提出了“化兵为工”的意见,主张将裁撤的士兵,“以为筑港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沿线地方之先驱者。”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虽然没有条件实现,但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进步作用。
       国防战略与国防策略
       孙中山是探索并建立中国现代国防的第一人。这可以从他致力于筹划、制定和撰写中国国防建设计划中看出来。他虽然没有完成《国防计划》一书,但从其纲目以及他的《实业计划》等论著中,仍可发现他的国防战略和国防策略思想非常丰富。
       他的国防战略是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外交等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国防构想。他在《国防计划》第54项“国防与国权”中主张,为保障军事主动权,在建设陆军的同时,实行分区防守。
       在边境线一带设国防第一道防线。此线屯重兵,,建工事,积军实。距国界稍远的内地设国防第二道防线。驻兵团和补充部队。厚积军粮,并开发与内地的交通,便利运输。
       两线防卫结合分区制实施。参照地形、交通及当地民兵与经济状况划分军区,大致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军区、以库仑为中心的蒙古军区、以迪化为中心的西北军区、以喜马拉雅山隘口为中心的康藏军区、以昆明为中心的西南军区。
       这种两线防卫和分区防卫的构想很有中国的战略特点,具有独特的前瞻性。
       他在《国防计划》中,对海权与空权也有独特的认识。认为“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这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关系到中国的生存,不可不重视。他认为,随着近代世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步,国家领空权的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加强制空权,除了建设空军、航空队以外,还向奥地利订购飞机。孙中山对于海权和空权的认识,表明他的国防策略已由平面防卫走向现代战争的立体防卫。
此外,在外交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外交主动权,谋求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开始,他是亲美日,疏英俄;十月革命后,他转变了外交策略,积极联络苏联,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成功。他不愧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近代政治建军的奠基者,民主革命武装力量的创立者。他提出的许多军事辩证法思想,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许多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和发扬。
       他把中国近代军事辩证法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孙中山文集》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3、《国父全集》第四册
4、1924年11月《广州民国日报》
5、《孙中山选集》上卷
6、《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7、《文史资料选辑》第二集
8、《总理全集》下册
9、《孙中山传》